〔編者按〕今年39歲、一直默默無聞的美國小說家喬納森‧利特爾（Jonathan Littell）以其長達900多頁的法文長篇小說《仁慈者》（Les Bienveillantes，善良女神）在法國一炮打響，不僅一夜之間成為暢銷書作家，而且獲頒2006年度法國文學院小說大獎和龔古爾文學獎，成為又一位同時奪得雙獎的小說家。喬納森‧利特爾出生在戰前移民美國的一個猶太裔家庭。這部花五年心血完成的長篇小說，以一個納粹黨衛隊軍官懺悔錄的方式描寫納粹屠殺猶太人史事，題材敏感，引人矚目。小說出版後，在歐洲讀書界引起巨大迴響，並重新引起學界關於納粹問題的討論。《仁慈者》書名有點費解。據作者在書末最後幾行暗示，這個書名得自古希臘神話中居於冥國的「復仇女神」（Erinyes）；她們最初弘揚報殺親之仇，後來變成罪犯良心譴責的化身，於是從復仇女神變成善良女神。書名含「懺悔」之意，與小說題旨契合，似乎也追隨了歷史學家克里斯多夫‧白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有關屠夫－「普通人」的思路。作者喬納森‧利特爾忌談自己早年模仿父親寫暢銷書而出版的一部科幻小說，而且為了標榜自己淡看銷售排名榜及文學獎之類，沒有配合出版商推介其作品，但他還是迎合伽利瑪出版社（Gallimard）吸引讀者的意圖，同意在書封底印上「文學作品處女作」的新秀標籤。這副委婉姿態頗給人以「滑稽」和「滑頭」的感覺。以作者自述十幾年來曾在波士尼亞、阿富汗、車臣等地與屠夫和劊子手「為伍」的經歷，喬納森‧利特爾看來也不是等閒之輩。至少他闖蕩世界的時候專門去經歷了一些殘酷的事情。法國媒體在狂捧這位新人的同時，似乎聽信了他本人的說法。以下是喬納森‧利特爾接受法國《世界報》書評欄記者山繆‧布魯門菲德（Samuel Blumenfeld）的專訪。

 記者：回過頭去看，您原指望《仁慈者》這部小說有個什麼樣的前程呢？
利特爾：這得分幾個階段。當我的經紀人安德魯‧諾恩貝格（Andrew Nurnberg）跟我說，他喜歡我這部小說，希望能賣出去，我聽了這話已經非常高興了。後來小說被伽利瑪出版社接受，我更喜出望外了。我的全部文學休養來自他們的資源。不然的話，我什麼也別指望。我花了五年的時間寫這本書，完全是自費的。我從未想到日後能夠收回一筆錢，相當於我花在這部小說上的心血。當時我想，這本書能賣個三、五千冊就不錯了。伽利瑪出版社的希望倒是比我的悲觀估計要略高一些。後來，沒想到一夜之間走紅。

記者：您怎麼解釋這種成功呢？
利特爾：今年九月底，書銷量突破15萬冊的時候，我和皮埃爾‧諾拉【1】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了這麼一句很有意思的話：「達到這個水準，就不是出版人和作家能明白的了，只有歷史學家能搞清楚。」我們談了很多關於這本書為何暢銷的理由，始終找不到答案。倒是得出兩個大的假設。第一個假設是，與納粹主義有關，與法國人同這個歷史時期的關係有關。第二個假設則更多地屬於文學本身。多年來，伽利瑪出版社注意到讀書界對結構宏大、謀篇嚴謹、小說味道更濃的大部頭作品有某種需求。總之，我這本書成功，還需要時間和距離才能夠解釋。譬如要看這本書在以色列、美國和德國如何被接受，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它在法國熱銷的原因。

記者：報紙上有不少關於您個人生平肖像的描繪，您都認得出是您嗎？
利特爾：根本認不出！有些簡直是亂彈琴。我嚇壞了，法國記者真能編造。我讀到了很多關於我的事情。比如有的文章說我在車臣逃過了一次大屠殺。真神啊！只要在Google上打我的名字，查一查《紐約時報》的有關文章，就知道我在車臣遇到的那件事，與屠殺毫不相關。經法國報紙渲染，就好像我是從血淋淋的死人堆裡爬出來似的！我覺得，法國人下筆成章，好像不怎麼做fact checking，不做基本的新聞核實。有些還是很簡單的事情呢：比如，說我曾在中國工作，說我已經結婚，說我母親是法國人，說我住在比利時，說我講德語。這些都不確切。我不想聽任別人把我描得神乎其神，我不喜歡這種肖像遊戲。我特別欣賞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一句話：「因為喜歡一個作家的書就對作家本人感興趣，就像喜歡肥鵝肝而對鴨子感興趣一樣。」

記者：您以前寫過一本書叫《Bad Voltage》，是一部科幻小說，講的是地下墓穴的故事，沒有在法國出版。那本處女作和現在這本《仁慈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嗎？
利特爾：說實話，《仁慈者》並不是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其間我寫過別的東西，最後都丟在抽屜裡了，它們也命該如此。我後悔出版了《Bad Voltage》，當時我跟人簽有合約，而且我沒錢，哪敢毀約。那時我21歲，可以說是青年時代做了件蠢事。我從未想隱瞞這部小說，但我也不把它當一回事。從20歲起，我就開始構思《仁慈者》這本書。伽利瑪出版社編輯里夏爾‧米勒（Richard Millet）想給《仁慈者》這本書打上「小說處女作」的標籤，我不同意。最後我們選擇了「文學作品處女作」這個說法，放在該書的封底。

記者：您委託一個經紀人替您在法國出書，這種做法在法國作家之間還不是很普遍。為什麼選擇這種方式？
利特爾：我父親是個職業作家【2】，寫作生涯已歷35個年頭。在英語文學界，作家出書通常都是先找一個經紀人。所以，這對我從來不是個該提的問題。法國人的傳統做法是先把書稿送到出版社去，對此我感到很陌生。在法國，我知道找經紀人的做法令一些人大為詫異，那是因為法國書業向來有一種相當微妙的平穩狀態，作家只在國內出書，而不尋求在別的地方也同時出版。這種體系有一個代價。在法國，幾乎沒有一個作家能夠靠寫作謀生；整個書籍出版鏈條靠書生存，而作家除外。

記者：《仁慈者》一出版立刻好評如潮，書評界極盡讚美之詞，並比之於名著。您的感覺是受寵呢還是受驚？
利特爾：既不受寵也不受驚。譬如說，有人把我這部小說與《戰爭與和平》相提並論。說這話的人其實並沒讀懂我的書，也沒讀懂托爾斯泰。完全不是同一個類型的文學。《戰爭與和平》這本書裡已經講到和平。而我的小說裡只有戰爭。托爾斯泰的小說還有另一個複雜層面。一種在正常生活和戰爭之間的高屋建瓴式的往返。《仁慈者》的主題遠要狹窄得多。寫的是四年的種族屠殺，以及幾個忽左忽右的游離空隙。小說的意圖不同。更深地講，這裡有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3】所建構的那種文學空間概念。一旦進入，你永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置身其間。你可以肯定是在從事「文學」，但實際上仍處在此岸，人可以被種種懷疑折磨，而文學早就在那裡了。出於一些模糊而難以解釋的原因，一個精神病人的文本可以顯露文學才華，而一個偉大作家的文本卻不一定。不管怎麼說，我們都處在懷疑之中。誰知道呢。我認為，無論托爾斯泰還是瓦西里‧格羅斯曼（Vassili Grossman）【4】都曾經處在懷疑之中。總之，對格羅斯曼來說，這是很明顯的。他肯定想做得跟托爾斯泰一樣好，但書完成的時候他肯定也在想他根本不及托爾斯泰的一根小指頭。文學的空間概念退出了品質概念。一個寫得很糟糕的文本也可以顯得是偉大的文學。必須按書的目標及其本身的要求來判斷每一本書，而不是拿它去跟別的書做比較。正因為如此，我不喜歡文學獎。文學獎天然地傾向於使作品互相對抗。而書從來是不互相對抗的。我曾給安東莞‧伽利瑪（伽利瑪出版社現掌門人）去一信，向他解釋說，我並不對抗其他作家。我的書只對抗它自己，對抗它本身永遠達不到的要求。

記者：那麼，您怎麼界定這個要求呢？
利特爾：一本書就是一個經歷。一個作家提出一些問題，試圖在黑暗中朝前走。不是走向光明，而是在黑暗裡走得更遠，抵達一個比起點更黑暗的黑暗。人創造一件預先構想的東西，並不肯定就能進入其中。所以，我寫作只能一氣呵成。寫作就是骰子一擲。寫的時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只是以盡可能好的方式安裝零件而已，然後就大功告成。在寫作的階段，我們用詞語思考，而不再用頭腦思考。這屬於另一個空間。我們透過寫作往前走，抵達一個根本就想不到會重臨其境的地點。所以我隨時準備接受批評，哪怕說我這部小說找錯了路，說我製造了一些虛假的、不可接受的東西也可以。在寫的當兒，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我以為我事先就知道，但最終結果卻完全是兩碼事。

記者：您怎麼判斷這個最終結果呢？您對《仁慈者》這本書滿意嗎？
利特爾：不能這樣提問題。最好是探問當初為前路設計的概念。我可以借用喬治‧巴塔依（Georges Bataille）【5】的一句話來作答：「劊子手沒有話語，要麼，即使他們說話，也是用『國家話語』說話。」劊子手也說話，有的甚至寫大量拙劣的文章。他們甚至也據實講一些確鑿的事。譬如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的組織方式。阿道夫‧艾希曼（Eichmann）【6】在受審時也沒說假話。他描述了實情。當我在這裡說「講真話」這回事時，我想到的是一種能夠揭露其自身淵藪的話語，就像克勞德‧蘭茨曼（Claude Lanzmann）【7】在影片《大劫難》（Shoah）中透過受難者達到的那種。我是在寫完我的書之後才發現巴塔依那句話的。它以回溯方式啟發了我。起初，我以為在屠夫的文章裡能找到一些可以把抓的東西。在這一點和我見過的劊子手之間，我原以為有東西可寫（在我個人經歷中，我一度與屠夫往來，——在波斯尼亞我曾為塞爾維亞人工作，在車臣我曾與俄國軍人在一起，在阿富汗我曾與塔利班在一起，在非洲我曾與盧旺達人或剛果人在一起）。但是，我讀那些屠夫的文章，越讀越發現空洞無物。停留在評判善惡的托爾斯泰式全知全能作家的位置，糾纏於那種經典的虛構再創造的筆法，我根本無法向前邁出一步。唯一的辦法是你自己進入屠夫的角色。而我正好見識過屠夫。我曾經與他們接觸和往來。於是我憑我知道的東西為起點，也就是以我為起點，按我的思考方式，按我看世界的方式，我暗自思忖，我要鑽進一個納粹的皮骨裡去。

記者：可是，這是一個超標準的、不太現實和不見得可信的納粹。
利特爾：我同意你的說法。但是，一個從社會學觀點來看可信的納粹絕不可能像我書中的敍述者那樣現身說法。這樣的敍述者絕不可能給他身邊周圍的人帶來一些澄清。無論是艾希曼或希姆萊那樣真實的人物，還是我杜撰的人物。馬克斯‧奧（Max Aue）【8】是一道掃描X光，一支掃描器。他的確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物。我不追求逼真，而是追求真實。如果一味死守逼真的筆法，那就不可能有小說了。小說的真實性不同於歷史的或社會學的真實性。屠夫問題是研究納粹屠猶史的歷史學家們最近15年提出的大問題。現在唯一遺留的問題是屠夫的殺人動機。讀了那些大學者的研究著作後，我覺得他們好像走到了一堵牆跟前。克里斯多夫‧白朗寧【9】的著作就明顯是這樣。他列出了一大串潛在動機，卻無法從中作出判斷。有的學者注重排猶主義，有的學者注重意識形態。說到底，還是沒弄清。原因很簡單。歷史學家靠資料工作，而他們研究的劊子手言論充滿了矛盾。以此為出發點，怎麼能建構一種話語呢？

記者：哪些歷史學家的批評給你印象最深，刺激最大？
利特爾：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有關闡釋錯誤的問題，頗有意思。有一位歷史學家指出，我在SD（納粹黨衛隊安全部的縮寫）和蓋世太保的關係方面解釋失當。也許我在這一點以及別的什麼地方搞錯了，都是有可能的。這是一部小說。瓦西里‧格羅斯曼在《生存與命運》的一個段落裡介紹過艾希曼，他的描寫完全是錯的。但這絲毫也無損於《生存與命運》這本書的價值。格羅斯曼把艾希曼看作一個高高在上統治一切的無節制的超人。這一印象來自他當時接觸到的材料。不準確，那又怎麼樣？克勞德‧蘭茨曼認為我書中的屠夫不可信，是個病態的人物。沒錯，他說得對。除非我選擇「艾希曼」作為敍述者，但那樣一來就沒有小說了。蘭茨曼擔心讀者今後僅從我的書去了解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顯然不會。自從我的書出版後，勞爾‧希爾伯格（Raoul Hilberg）【10】和克勞德‧蘭茨曼作品的銷售都增加了。蘭茨曼和我從同一個問題出發，得出的是兩個彼此不能削弱的結論。兩個結論都是正確的。我們的討論還沒有結束。

記者：《仁慈者》這本書會改編成電影嗎？
利特爾：不會。我不會出售改編權。我不認為這本書可以改編成電影。

記者：您這部小說由誰來翻譯成英文呢？
利特爾：我們正在物色一位能和我合作的譯者。我打算英文版只是一個譯本。但要找到一種筆調，譯者也許立刻就能找到。

記者：談到您這部小說，語言問題也曾經引起爭論。有人指責您這部（用法文寫的）小說有一點英語腔的味道。您不覺得，這類指責的背後暗藏著某種法語的反動概念嗎，希望法語一成不變，而法語本質上是一種處在不斷變化中的語言。

利特爾：我的小說裡有英語腔！怎麼可能！我是一個雙語作家，想必是語言和語言之間互相感染吧。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11】有一篇精采文章指出，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的文學語言就受到了諾曼第外省方言的影響。起初被看作是瑕疵，但福樓拜卻據此創造了文學珍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語言特點。阿蘭‧馬班庫（Alain Mabanckou）【12】說不定很快就有美妙的新發現，來自非洲人講法語的那種方式。他的表達方式乍看起來奇怪，有點陳舊過時，但讀來有味，非常精采。有趣的是，今年法國有好幾個文學獎項頒給了非法語國家的作者。南茜‧休斯頓（Nancy Huston）【13】是英語作家。跟我一樣，法語也不是馬班庫的母語。在英國，多年來湧現的傑出作家都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日本人。由於他們，語言變得豐富多彩。（譯自2006年11月16日法國《世界報》）

注釋：
【1】皮埃爾‧諾拉：法國歷史學家。
【2】喬納森‧利特爾的父親羅伯特‧利特爾（Robert Littell, 1935-），美國暢銷書作家，著有多部以冷戰為背景的間諜小說。
【3】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1907-2005）：法國作家，文學批評家。
【4】瓦西里‧格羅斯曼（Vassili Grossman, 1905-1964）：烏克蘭作家。1952年發表長篇小說名著《生存與命運》，取材於波蘭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納粹屠猶史料。
【5】喬治‧巴塔依（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法國作家。
【6】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納粹德國黨衛隊高官，希特勒流放和屠殺歐洲猶太人計畫的主要執行人之一。
【7】克勞德‧蘭茨曼（Claude Lanzmann, 1925-）：法國作家，電影導演；其歷時10年完成的長達9小時的納粹屠猶歷史資料巨片《大劫難》（Shoah）1985年公映，引起巨大迴響。
【8】馬克斯‧奧（Max Aue）：喬納森‧利特爾《仁慈者》書中的主人公。
【9】克里斯多夫‧白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加拿大歷史學家；其史學著作《普通人。納粹德國員警第101預備隊及最終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aill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arperCollins, New York, 1992）搜集了該納粹警隊201名前隊員的證詞，尤其描述了當年這些納粹軍人參與在波蘭特雷布林卡集中營以毒氣室滅絕猶太人的情況。作者此書書名使用了「普通人」概念而引起爭議。
【10】勞爾‧希爾伯格（Raoul Hilberg, 1926-）：美國歷史學家（原籍奧地利）。著有史學名著《歐洲猶太人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11】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 1874-1936）：法國文學文論家，批評家。
【12】阿蘭‧馬班庫（Alain Mabanckou, 1966-）：用法語寫作的剛果作家、詩人；作品多次獲法國和非洲文學獎。現居法國。
【13】南茜‧休斯頓（Nacy Huston, 1953-）：加拿大女作家；現居巴黎。代表作有Dolce Agonia（2001）；其長篇小說新作《斷線》（Lignes de faille）獲法國2006年度費米娜（Femina）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