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回國，正在現場觀察動盪中、迷茫中的日本政局。

坦率地說，有些驚訝。從早到晚，從電視到報紙，一條新聞的重播與同質化，充滿衝擊力，到處都是在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的秘書因資金管理團體“陸山會”違反了《政治資金規正法》而被捕的情況下要求小澤本人解釋清楚到底怎麼回事，甚至要求辭職的聲音。

2004年10月，小澤的秘書用4億日元購買了東京的一塊土地，由“陸山會”出資。監察部門、媒體、在野黨等密切關注的是：這筆錢從何而來？金錢的來源和途徑不透明，並忽略了及時、該有的申報和登記。根據日本法律，政治家有責任和義務在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裏主動進行“規正”。小澤主張把以家族的名義存儲的私人資金借給“陸山會”，對於當時秘書們是怎麼處理的卻不清楚：“我依賴，也信任秘書，沒有一個政治家對所有資金管理進行監督。”

1月25日的《讀賣新聞》的頭條新聞為“小澤言及監督責任——陸山會事件，‘倘若我秘書犯的錯誤'”。不僅在封面，在政治板塊、評論板塊、調查報導板塊等也展開了相關報導，介紹小澤接受記者採訪時的言語漏洞、已被捕的秘書之論述、事件的背景、首相及在野黨的反應等等。自從去年3月小澤第一秘書因同樣的政治資金問題被捕後，“小澤醜聞（Ozawa's scandal）”始終是媒體的聚焦點。此刻，東京檢察部門“特搜部”已經開始行動，讓小澤本人作為“被告人”接受他們的“採訪”，事態已經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

“特搜”根本上是司法部門，就是所謂“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分立”中的一角，它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卻絕不一般。它與一般的檢查部門截然不同。何謂“特搜”？主要是以徹底獨立、中立、客觀的立場專門針對政治家、高官等貪污腐敗行為進行保密性的調查活動，一切過程都是“內幕”，也是國家機密。他們依靠的是物質上的證據，而不是輿論上的氛圍。在強有力的搜查之下，連行政上的最高領導首相或內閣總理大臣也不能說不，必須服從，可能被起訴或被捕，這是“司法獨立”的象徵。假如政治家用言行向特搜部門施加壓力，將立刻遭到媒體的攻擊。對於現代化的政治來說，司法是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的聖地。

“政治與金錢”這一話題自從70年代小澤一郎的恩師——田中角榮因“洛克西德事件”被起訴、逮捕以來始終是政界、政治家的代名詞。任何國家都是如此，政治背後總是錢權交易。在小澤案件當中，特搜部門也從小澤購買土地的4億日元裏有沒有包括相關企業對他的“獻金”的角度展開調查。小澤是東北地區的岩手縣出身，那是個建築公司等和政客“政商勾結”最為根深蒂固的地區。在國內經濟不景氣的形勢下，地方企業試圖靠近有實力的政治家拉活兒，作為交換條件，向這位政客奉獻資金，再正常不過了。

事態走向何方？按日本政界以往的“潛規則”，小澤應該早就向國民表示歉意，並辭職。各大報已經在社論中要求小澤好好說明自己的錯誤在哪里，如果做不了，就辭職，也作了輿論調查。根據17至18日各大報紙的輿論調查，認為“小澤幹事長該辭職”的民眾的有67%（《朝日新聞》）；70%（《讀賣新聞》）；70.7%（《產經新聞》）。各大報社利用社論和輿論調查向政治家施壓在日本是普遍的做法，也是逼迫首相辭職的“必勝法”。

到目前為止，小澤一郎卻始終主張“我沒有收任何不正規的金錢”，不讓步，表示堅持幹事長的任務。自身也面臨政治獻金問題（母親提供的政治資金違反了相關法律和程式）的鳩山由紀夫以及其他民主黨員也團結地站在小澤一方，堅決不屈服於來自自民黨這樣那樣的“攻勢”。可見，此次案件靠輿論壓力或政治鬥爭得到解決的可能性不大，小澤是否被起訴、逮捕取決於站在中立、客觀立場的（輿論和在野黨是十分主觀和偏激的）特搜部門能否找到充分而合理的證據。我預測，小澤被捕的可能性為50%，未來一、兩周小澤一郎與特搜部門之間的鬥爭，值得密切跟蹤和關注。

日本民主黨正面臨著“3K”問題——獻金（kenkin）、基地（kichi）、景氣（keiki）。3個K是日語的讀音，內涵就是“政治獻金”、“美軍基地”、“經濟景氣”，這三個要素正為難民主黨陣營，尤其以鳩山由紀夫首相為主的閣僚們。其中，政治家應該面對、解決的是後兩個。25日，沖繩縣名護市的市長選舉已落幕，反對駐日美軍飛機場“普天間”遷移到名護邊野古的候選人當選。這一遷移是日美政府在2006年時達成的協議，本來是要去年年底之前決定遷移內容和可行性。而無法協調美方、社民黨、沖繩縣政府的鳩山由紀夫只好把它拖延到今年5月。名護邊野古是協議中被遷移的地點，卻遭到當地政府和民眾的反對，這一局面對執政黨來說相當尷尬，畢竟，對民主政治來說，“民意”是不能忽視的。但作為一個代價，如果5月之前無法在國內完成協調，美日同盟將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圍繞“景氣”問題，相關的討論被“政治與金錢”話題掩蓋著。剛剛開始的“通常國會”，本來是要談預算的，探討鳩山政府提出的環保、社保等貼近家庭的成長戰略的可行性如何。但在國會上，政客們根本不討論這些真正決定日本未來的核心問題，而始終沉浸於“小澤醜聞”。我曾經用兩個概念形容過日本的政治，一個是“醜聞政治”，另一個是“無政治狀態”。日本戰後花了50多年的時間才實現了政權交替，為健康的政黨政治邁出了第一步。但其實質似乎沒有絲毫的改變，對於那些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政客們來說，政治還是相互挖掘醜聞而牟利，順便掩蓋對政策的無能的工具。

民主黨意識到“3K”是好事，但老百姓真正希望自己選擇的統治者們解決的問題只好被拖延，甚至放棄。這是今天日本政治的真實情況。我親弟弟的唉聲和歎氣似乎代表著廣大民眾對祖國政治的憂思和無奈：“小澤怎麼拿了多少政治資金有那麼重要嗎？政治與金錢離不開是個事實，不用再討論了。政客也好，媒體也好，只是關注那些醜聞，根本不把社會福利、社保財政、經濟復蘇等與國民生活真正相關的事情告訴我們。”

政治家罵競爭對手也好，媒體罵政府也好，往往愛用一個固定的詞句，即“對於你的說明，有權者是不承認的”。“有權者”就是具有投票權的國民，政治家是替有權者經營國家的，媒體則是有權者的代言人，因為後者往往是遊戲規則當中的弱勢群體。不過，此次日本行讓我發現，政客和媒體隨便說出的“有權者”一詞原來不過是“政媒勾結”的沉澱物而已。本來以為，媒體的那些煽動性、刺激性報導是迎合讀者觀眾的需求和口味，原來不是這樣的。連“迎合主義（populism）”這一“低俗政治”都談不上，它歸根結底就是政客和媒體這些高收入群體站在身份和道德的優勢地位上以公權謀私利，實際上是自言自語的騙局，是典型的“愚民政治”。

被忽略或忘記的，則是民意。令人擔憂的是，假如這一騙局持續下去，今後日本國民的“民度”（民眾的素養水準）不斷降低，降低到無法挽回的地步。那一刻，將是日本衰落的終點。

此文刊登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第三眼”2010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