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政府下令，北京地鐵站內除《北京娛樂信報》之外的報紙一律被禁售，這一新規引發軒然大波。筆者特意去看了一下1號線和10號線交接的國貿站，確實見不到報紙銷售員了。上車後發現，幾乎沒有人看報紙。這很正常，普通百姓不可能外面買了報紙之後，再專門帶到地鐵裏閱讀。看看周圍，有打遊戲的、聊天的、吵架的、吃喝的，這也很正常，在地鐵上沒事做也怪無聊的。

　　筆者2003年剛來京的時候，地鐵裏乘客素質很低，在公共場所表現得相當隨意，這令筆者感到非常不適應。因為在日本的地鐵上，無論再擁擠，也顯得相當有秩序——許多人在安靜的看報或看書，幾乎沒有人大聲喧嘩。後來，到了奧運前後，看報紙的人明顯增加了。周圍一半左右的乘客都在專心看報紙，空間處於安靜。記得，那一場景讓筆者聯想到的是：“地鐵文明史”上的一次轉折。

　　地鐵屬於公共場所。凡是牽涉到“公共”兩字的事物都要被公眾的認同與關懷所支撐。地鐵既是“公共”的代名詞，也是衡量城市文明的象徵。地鐵裏 “看報族”的增加無疑值得歡迎，地鐵裏的報紙銷售點對市民來說越來越不可或缺，大家在乘坐時間裏一起跟蹤新聞、瞭解社會動態、充實知識，只有好處、毫無壞處。它給北京帶來的是文明與和諧。

　　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化首先要看它的社會秩序和國民素質。如果國民能夠主動認同社會的穩定，並為此自律，必然就產生良性的秩序。無序永遠與和諧背道而馳。所謂“和諧社會”也絕不能光靠強制性的公共政策來建立，它需要全體民眾的積極而耐心的參與，實際上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理應擔負起塑造民族文化的責任。

　　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認為，北京市政府進行“為秩序而禁售”這種邏輯推理，其眼光極為狹隘而短暫。如果冷靜進行衡量，以政府“禁售”這一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政策而產生的暫時秩序和民意倒退，和媒體“促銷”這一自下而上的市場化戰略而提高的經濟效應和市民素質，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政策導向，到底哪一種為更符合廣泛的民意並且更加可持續？再加上，政府向《信報》這家市委宣傳部批准的北京唯一的地鐵報給予“特殊照顧”，而其他報紙都被排斥出去，這違背了城市建設的總方略，“多元化”的環境才是健康的。

　　對於這一禁令，有關方面以“安全隱患”來解釋顯得有些可笑。在同樣屬於國際大都市的東京，地鐵的擁堵程度絕不亞于北京，乘客們所承受的壓力同樣是巨大的。東京的每一地鐵月臺都設置著固定的“便利亭”，裏面賣的有飲料、食品、書、報刊，由一個阿姨來負責銷售。阿姨為忙碌的“上班族”用幾秒鐘的迅速動作，找零錢，把報紙遞出去，乘客自然把報紙帶到車廂內翻一翻。這使得東京的地鐵安靜而有序。大家都在掌握著自己的精神世界，各忙各的，互不干涉。沒有人把“擁堵”和“賣報”聯繫在一起，把它“問題化”。這兩者雖然在同一個時間和空間內發生，但各有不同的運轉和功能，不可混淆。

　　筆者擔心，倘若在地鐵內禁銷報紙的政策持續下去，將導致市民的文明素質倒退。“看報族”的增加無疑成為北京走進成熟、有序的“公民社會”的開端或切入口。倘若在日益發達的地鐵裏，大家安靜而愉快地看報紙，不隨便大聲說話或吃東西，不就是一種精神文明的進步嗎？它既可以提高市民的知識水準，也可以維護公共秩序，還能促進媒體的市場化和大眾化。這難道不是現代化的重要環節嗎?

　　再看看北京的地鐵，月臺擁堵並不是禁止售報就可以解決的。繁忙而有序的地鐵是每一個國際性大都市的標誌，是世界瞭解這個國家的一扇視窗。北京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的首都，應該有能力承受來自地鐵人流的壓力。然而北京市政府並沒有選擇通過規範銷售點以滿足乘客買報、讀報的需要，卻以違背民意和文明退步為代價，簡單地發出一紙“禁售令”，這不得不讓人懷疑此舉的必要性。▲（作者是日本旅華作家）。

本文刊登於《環球時報》評論版2010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