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向南開致敬 讓“大學”回歸本義

吳祚來 

據《中國青年報》1月26日消息:南開大學最近組建學風建設委員會，成員完全由資深學者構成，沒有校級和院級領導。它是專管學術規範、學術道德和學術風氣建設的指導、諮詢和甄別機構。同為學者，南開校長饒子和院士等校級領導及各學院院長、各部門處長都“回避”加入學風建設委員會。新成立的學風建設委員會由物理學家母國光院士出任主任，數學物理學家葛墨林院士、哲學家陳晏清教授為副主任，入選的8位教授被公認為“學術水準高、學風正派並具有較強社會影響力”。

讓學術回歸學術，讓行政專注管理，這本是理所應當之事，但現在的高校與科研院所卻學術行政化，行政學術化，在2009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人大校長紀寶成點評“學術權力行政化”時，認為高校將學術權與行政權對立，將學術權片面理解為學者的權力，與行政無關，而事實上學術權也包括了許多與學術相關的行政管理權。行政權獨大，造成教授在行政人員面前失去應有的尊嚴，“我曾親眼目睹一位年輕的處長把一位老教授教訓得說不出話來。”

看起來南開大學是開風氣之先，讓學術獲得獨立的地位，其實只是回歸到大學應有之意。即便是被人們視為黑暗的中世紀，大學仍然保持其獨立自由的教學與學術屬性，無論是12世紀最早興辦的義大利波洛尼亞大學和薩賴爾諾大學，還是後來的巴黎、牛津大學，“大學”作為一種行業公會，都是一種獨立自主的機構，完全實行自治。不受地方或“上級”的管轄與限制。大學甚至還擁有“特權”，如免納捐稅，平時免服兵役，不受普通司法機關管轄等，大學遵從“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理想，沒有獨立自治的歐洲中世紀的大學，就沒有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近代啟蒙運動。

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始創於1810年的德國，由普魯士王國內務部文教總管洪堡負責籌建，柏林大學貫徹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方針，教師享有較大的學術自由，洪堡認為大學兼有雙重任務，一是對科學的探求，一是個性與道德的修養。大學的基本原則有二:寂寞和自由，教學與學術自由對內是互相寬容，對外是不受政治干涉，而寂寞，則要求教學者能夠獨善其身，不以功利為目的，而以追求知識與教育為崇高目的。

傳統中國社會家族有私塾，朝廷有太學，社會有書院，一直沒有形成西方“大學”意義上的教育體制，直到清末才有聖約翰大學（1879年）、北洋大學堂（1895年）、南洋公學（1896年）和京師大學堂（1898年），儘管有西方、宗教或政府背景，但大學教學內容還是相對獨立於政治，譬如南洋公學為官僚、鉅賈盛宣懷創辦，但其教學卻原版引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材。

後來的清華大學（清華學堂）、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以及南開大學（南開學校）更是宣導教授治校，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中就明確地說過:“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相容並包。”胡適對國民黨當局向大學及教育機構安插黨羽，釀成風潮，明確表示反對，呼籲“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和責任。”梅貽琦在清華大學擔任校長時有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在梅的主持下，清華大學於上世紀30年代傳承、發展，並確立了“民主治校”，也叫“教授治校”的制度，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以及各專門委員會，均由教授充任之，並納入學校管理體制。朱自清在談到“清華的民主制度”時說:“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裏，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於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正是自由獨立與民主的辦學精神，滋育了一代中華驕子，清華教育直接影響著中國當代文化史、科技史、政治史，據有關資料統計，從1928年到1948年，清華大學（包含西南聯大）共畢業大學生5503人，研究生64人，還考選了一些留美公費生，如王淦昌、錢鐘書、曹禺、夏鼐、季羨林、錢學森、陳省身、費孝通、錢偉長、吳晗、錢三強、王大珩、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朱光亞等， 1980年公佈的537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這一時期的清華學生有134人，占總數的近四分之一。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之問，當年的清華、南開用行動早已做了回答，而現在南開大學好在以行動回應錢氏之問，讓行政與學術分立，是高校教授治校的第一步，我們期待更多的高校回到大學教育與學術科研的常識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