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的發展，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似乎總離不開「物極必反」的原則。不過，雖然說「日光之下無新事」，卻也都各有其面貌，是不容混淆的。

        十八世紀上半期的「理性主義」，引來了下半期盧梭的「回歸自然」、「浪漫主義」，也帶出康德綜合二說之「實踐理性」。但更正教本質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卻無法在此停頓。加上科學的發展，求真、求證態度的強化，使士來馬赫著重經驗、感覺之神學觀興起、普及，經過謝林，進入黑格爾的正反合思想論中。雖然包珥曾經致力於神學思想的掌握，卻也帶出了神學與信仰－－更正教以聖經為絕對準則之裂痕。立敕爾的歷史批評學雖有護教意味，但也顯出了此一時代潮流之不容閃躲。

        隨著英國改教運動而興起的清教運動，雖然可追溯至中世紀的小派，但其往後的延伸，有十七世紀德國施本爾的敬虔主義，十八世紀福音派的奮興、美洲之大醒悟運動等，以致於十九世紀發生在歐洲大陸及美國本土的宗教覺醒等。由此而開展的對外宣教事工，對內社會改革，實是在十九世紀科學、哲學方法對神學思想的挑戰與對抗中，信仰得以維繫並傳遞的主要命脈。十九世紀歐洲大陸及美國更正教的神學思想特色，因而落在康德「實踐」之落實上。但其內涵卻不在理性思維，而是靈性的奮興。

        不過，這樣的神學思想特色隱含的危機，仍然回到以人為本的理性上：當時科學精神所影響的研究方法－－即歷史批判法，其所加之於神學研究的結果是：聖經地位的動搖。因而靈性奮興的根本－－對耶穌信仰之理性基礎，也因此被打成非理性。於是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後來二十世紀福音派的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