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三大車廠紓困案，充滿演藝式橋段。十一月國會聽證，三大執行長衣衫亮麗，各自坐專機赴會，在遭炮轟後，十二月敗部復活再度聽證，他們都衣服平實，坐自己製造的汽車長途跋涉赴會，並宣稱紓困後，明年將只領一美元象徵年薪。他們這種與公司共苦，與勞工共苦的表演，儘管非常虛假，至少讓國會議員的不平之氣得到發洩，終於勉強同意先紓困一七○億美元左右。

    　三大車廠靠政府財政來紓困，其實並不值得樂觀。這一百七十億只不過兩三個月就燒光，下一步還要怎麼救？而且用財政救汽車這種競爭性的行業，本質上就已是一種保護主義，而且保護主義這種手段一旦啟動，就會愈保護愈多，最後引發國際貿易爭端。

    　三大車廠紓困案的結果如何，仍有待發展。但由國會聽證的過程，至少已透露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美國人對目前這種公司高幹領高酬勞，一旦出了問題就對勞工裁員減薪的企業文化，已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美國最近的紓困案，都附帶要求高幹在酬勞上有所約束，可以說就是批判反省的第一步。後續的問題應當是：公司與機構未來的薪資制度要做甚麼樣的部署，才更符合人性化的原則？尤其是在這個全球化競爭加速的時代，透過怎麼樣的部署，始能更均衡的建立起勞資共擔風險的新企業文化？

    　最近廿餘年，全球在美國帶頭下，早已形成了一種普遍的企業所得分配文化，那就是高幹酬勞無限增加，薪水、紅利、股票選擇權，總加起來一年上億已非新聞，至於勞工所得則始終停滯或增長有限，兩者差距最高甚至超過千倍。所幸這廿年乃是所謂的「大中庸時代」（Great Moderation）─即中國、越南等低工資製造業的新興經濟體出現，因而民生必需的製造品長期價格低廉，緩和了美國等工業化國家所得差距的日益擴大。而過去廿年的「大中庸時代」，經過今年初的通貨膨脹和緊接下來的衰退緊縮，這種上沖下洗已使得過去那種所得嚴重失衡再也無法維繫。

    　因此，現在已到了失業潮湧現的時刻。「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己粗估，到明年底前，卅個工業化國家的失業人口將暴增八百萬。「國際勞工組織」則更表示，對全球十五億受薪者而言，明年將是受到裁員減薪壓力最大的一年。就以台灣為例，今年尾牙過後，可能即有失業潮出現。

    　因此，全球救經濟，最根本當然是短期要救失業，中期要救所得的分配差距，而長期則要重建所得分配制度。其中有關長程制度問題，近年來在理論經濟學裡的確已有許多新論說，在此不贅。而就短中期論，當今所謂的「動態公司說」（Kinetic Corporation），倒是值得政府主管機關及公司參考。「動態公司」基本上乃是勞資比較對等，景氣好時分享利益，景氣壞時則分攤風險，而不再是老闆獨享繁榮，勞工在景氣壞時則受害的制度。這也符合共樂共苦的原則。而在操作上則是：

    　一、在公司分紅入股上做出設計，俾使勞工得以分享景氣好時的利益。由於有這個彈性部分，勞工固定薪資部分則可降低，這樣制度不但可使公司有更大彈性來面對不景氣，也可讓勞工免於動輒受到裁員的威脅。在動態與彈性的觀念與做法下，公司可形成「共樂共苦的分享文化」，也可避免過去那種無法避免的勞資爭議。

    　二、而這種動態與彈性，其實還有另一配套，那就是由於員工流動性低，公司更可以對員工投入提升人力資本的費用，改變公司生產與管理的程序，而讓生產力的提升更有保障，增加公司的永續性。

    　公司高幹領高酬勞，勞工則一旦景氣轉差即面臨失業壓力，這是最壞的公司文化與勞資關係。目前面對衰退挑戰，「共苦」這種話已漸成新口頭禪，這是個好語詞，我們須透過具體作法，讓「共苦文化」得以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