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又要來了，

過去每年馬先生總要去敬禮，有一群自認「正義者」

總要在此時製造一些新名詞，如『轉型正義』或『元兇』之類，來舞弄

在當年複雜的時局下。。。

老蔣，真有資格做此案的元凶嗎？

正義，真的是能夠轉型的嗎？

個人認為面對問題，先要探索真相， 然後才可能有合理的判斷。

以下是個人的探索。

關於二二八悲劇的社會背景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在人們的互動中形成的。

佛教說的「佛在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似乎也可以啟發我們的問題；

也就是人們的作為，每個人都有他們自身感受其必須作為的處境──

這就是我們的世間啊──我們廣大而彼此關聯的社會。

二二八悲劇是我們島嶼上的一個著名的事件，

其中每個當事人，當時應該也有各自的身分與立場，感到自身有不得不然的社會處境嗎？

本文之作，是想探究這種處境。

以下，我們把這個問題分為縱、橫兩部分，即歷史條件與社會現實兩方面──

其一、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條件──我們島嶼社會的傳承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對於研究者言，任何值得研究的對象，都應該值得我們透過歷史的追溯，來理解該對象的各方面；現在讓我們就由這個時間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島嶼早年的歷史。

一、移民的社會

由古到今，我們島嶼長期都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因而頗有移民社會的特色，那是勤勞、團結與勇敢──因為一般言之，非團結與勇敢難以自救，非勤勞難以獲溫飽；

不過，我漢族移民來台，由早在荷人殖民登陸之際，已見到頗有漢族與原民雜居與通婚，以致於日殖初期平埔族已經與我漢族融合，難以明白區分的情況看，我先民移民來台與原民的關係是相當自然，頗為平順的──當然，這不意涵著彼此間平順，就沒有發生衝突的機會，一如移民者內部也頗有衝突，

例如，閩粵衝突、漳泉械鬥都是，但是他們彼此是頗能融合，並不統治他人的。

當時的移民社會，傳說是「台灣錢淹腳目」，實在有一些誇張；但是在日據之十八年前，我島上剛宣布了免除台民稅負的法令──只繼續維持3%的地租與主要的幾項稅負，如糖、茶、樟腦、鴉片等的稅負──為了發展台灣的社會，在發現金礦將要開採之後，我島百業看好的當時，當局宣布了這個喜訊；

這確實是當年真的史實，也是清廷面對「牡丹社事件」後，在「開山撫番」之際，配套推出的重要對策。

此外，我們島上的文教活動，以南明時代著名的沈光文來台開館、經過明鄭時代的陳永華建孔廟，提倡四書的仁政、與良知良能、慎終追遠的儒教，在島上確立了中華文化的基礎；

到清廷兩百餘年統治期間，將當時可說世界上最能促進社會流動的考選制度引進我們島嶼，且透過增加在我們島嶼的科舉名額，讓我島先民在島上獲得了更多公平上進的機會，也因此我島甚至出現了外地冒籍參加科舉考試的情況。

因而，我們的島嶼在此期間，是一個很明顯地具有移民社會特色的社會；他沿襲了勇敢、冒險、團結、勤勞的移民精神，同時，逐漸普及了我們傳統強調良知、良能的中華文化；在「台灣錢淹腳目」的富裕下，中華文化裡由「良知良能」而發揚「忠孝節義」的歷史故事，一種文化民族主義，

不僅依靠官方的聖諭廣訓與科舉制度，並且也透過各地的廟會或慶典的野台戲或是說書人，深入的流佈進了民間的各個角落。

二、殖民的社會

1895年，日本借馬關條約取得我台灣，

但是他本身並沒有遵守馬關條約，給予我島民兩年的自由選擇國籍的時間；

他們使用了「攘逐殺戮」的政策來對付我先民，以便讓日人能夠移民我島的陰謀；

但因其估計錯誤，終因引來西方國家干涉而未能實現其計畫；但我島在此情況下，已消失了七十萬人。

日本是個很重視國家體面的社會，拒絕承認任何官方的錯誤；在殖民的初期他們就犯了兩個錯誤：

一是第一任總督樺山，他是當年日本的「台灣通」，是他估計錯誤的，以及促使他出線的，那當年帝國南下的野心；

一是當西方干涉時，國家體面受到了傷害，日本軍方很難自解；當時是天皇出面，以愛惜台灣的新附之民，要求軍方「一視同仁」為理由，以聚焦於天皇的「仁慈」，把該錯誤打混過去。但是，「一視同仁」 ，就成了不可違背，也不可能實現的「使命」──這就是明治維新後帝國當年透過其神話故事所要建立的天皇絕對主義，也就是天皇無謬主義。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據下的我島嶼社會所處的，簡直是殖民者「好話說盡，惡事做絕」的大環境中，例如，其強調天皇「仁慈」而推出所謂的「鴉片緩禁」，但是又不斷重新許可吸食的專賣政策，就是一例。

顯然，當時我島上的日人是不可能與我島人平等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地位不同，怎可能「一視同仁」呢？相對於過去我島已經習慣的科舉的公平考選，殖民者是會頭痛的。

同時，更迫切的問題是我們被攘逐殺戮以至於消失了七十萬人的社會，怎能立刻信任這新來的武士刀上攘逐殺戮的血瀋未乾的殖民者──無論他們五十年來使用怎樣的說詞「美化自身」或者「欺騙」？

殖民社會與移民社會的不同，在我島上，上述的「一視同仁」是一大差別，這是其他殖民地所沒有的，由上述歷史背景所造成的；而這種由文化教育到任官的制度，從日殖以來，一直都是殖民當局很難面對的統治弱點；因為他們不可能不記憶自身親長曾經殺人父兄、奸其姊妹、掠其財貨，他們如何可能想像被殖民者已經忘記仇恨，因而自身已能真實地「一視同仁」──然而，這「一視同仁」竟然又是天皇「神聖無比」的使命。

因而，「一視同仁」乃被推遲為遠期的目標，只要以此為目標的所有作為，都可以稱為「同化政策」；受統治者只能接受「教化」，只能接受「內地延長」，一切都是被動的接受，接近五十年的被動接受，而可美其名為「漸進主義」。

我島上殖民社會與移民社會的最大不同，應該就在於此。

那是當年三位學務部長所曾先後提及的、其殖民教育的特點──

「雖然內地實施義務教育制度，惟台灣則無此必要，盡可能教育上流或中流以上子弟，乃是殖民政策之良策。」

「模範小學設立要項 ……學科 大致依據內地之制度但稍降低程度」 第一任伊澤修二

「執行以涵養國民性格為主的國語教育，是在口中可以說說的同化政策，然而台灣教育的真正目的，其實自存於他處」

「針對住在台灣的內地兒童，其教育方針雖以教育敕語為準則，以養成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健全日本國民為期許；但台灣人的教育，沒有必要沿襲這種做法，只要普及國語即可。」

「教育方針就是不實施教育的方針。」 〈此三則，〈1903~1910〉持地六三郎語〉

「當局……沒必要特別宣明任何的教育方針，……是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1910~1919〉隈本繁吉語〉

移民的社會絕對不會如此；殖民社會則一直如此自大地算計、壓制著。我島的殖民社會，上述的隈本學務課長依其主張，在其去職之前提出了「日台分流」，歧視我台民，對我台民僅進行「低智教育」的「台灣教育令」；三年後，1922年，雖當局推出漂亮名為「日台共學」的新「台灣教育令」，但是其歧視的基本精神依舊──這就是我先民長期受到低智的教育、體罰的德育與不重啟發、不重討論，不重自動自發、易於被煽動的社會性之由來。

那是──

低智教育──我公學校六年教程，只有小學校四年水準。又不許討論，識見難免淺陋。

體罰德育──公學校教育，不重啟發，只強調他律；體罰層出不窮。

一般生活教育──不重討論，難以自動自發；難以面對威權者的任意宰制。

這是殖民社會中極為重要的一種意識形態。 就以日據下的「日式保甲制度」與「違警例」言，日本學者往往誇言其威力，而我先民也指其為日殖時期日警的兩大主要宰制工具──然而，如果不是「低智教育」限制了我先民的識見與「體罰德育」以及一般生活教育上都絕對的不鼓勵自動自發──若非如此不重視人類的良知良能的話，則情況可能如何？

我們做為人的良知良能，倘若經由正常的教育，應該一定能夠得到相當的成長，其實，警察並不可能擁有那樣巨大的威懾能力的。是低智的教育與其配套，使得他們看不到自身的道路，不敢想像與爭取自身的未來；而殖民者知道，只有這樣的體制配套，大殺戮後的自身才能坐穩的統治者的地位。

以上，應該是我島殖民社會的特性，以及其與過去移民社會的根本差異所在。

三、動盪難窺的世界

我島由移民社會到其結束，又由殖民社會到其結束；整個世界也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慘痛的教訓；如果是移民社會，雖然落伍些，其所受的衝擊所引起的主體性的回應，可能也比殖民社會更為明顯；

殖民社會一切受殖民者的宰制，很難有自身的主體性反應；甚至由於前述低智教育與其配套，使得他們會比落伍的移民社會更為識見不清，這可能是所有殖民社會的處境使然。

但是我島的殖民社會卻又有特別與其他的殖民社會不同之處，那是日本帝國的天皇絕對主義起自其所謂「神代史」，那是故弄玄虛的名稱，其實就是日本神話；他們為了提升天皇的地位，把天皇提高到古老神話中去。

其所有的子民因而都能獲得來自「神裔自大」的無形加持；只要承認自身是「新附之民」，就都可以鄙視一般的人類凡夫，無論其往日曾經是顯赫尊貴的親長朋友或是鄉里故舊。

他們可以琅琅上口著，由早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自決」「自由、平等、博愛」「帝國主義」到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偉大正義的「大東亞共榮圈」、「膺懲暴支」、「鬼畜英美」等各種引人的名詞；

不過，由於沒有發問的空間，沒有足夠的討論習慣，也因此，他們很難看清現實，認知真相；但是他們知道，如何就確實可能由當局獲得物質的加給，或是教師與長官的讚許──只有極少數人敢於討論，只在很小的友誼圈裡。

他們的認知，如果在「低智教育」上沒有完成足夠的突破，他們很容易落入二分法的思考窠臼，那將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陷阱；因為社會現實往往不只是黑白分明，是非善惡截然可分的；有多少場合是灰色地帶，需要拿捏與忍耐；他們極可能很難想像真實社會的複雜性與其變革所需要的付出，絕非只是一腔熱血而已。

例如，美國真是所謂「民主國家」嗎？美國人的說法就是客觀的、就是可以信賴的嗎？他們知道美國其實是早有成見的國家，是重要的競爭者之一，絕非地位超然的中立者？

由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就參與了東亞的角逐；隨著國力的上升，在二十世紀中葉更成為世界的重要陰謀者──尤其，在近數年來，他們赤裸的行徑更是讓我們可以認清，當年我們的殖民社會中，怕很少人能夠想像今日掀開在我們大眾面前的悲慘真相吧。

其二、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過一年多而已，然而，日本戰敗的結果，我們島嶼上的先民將面對怎樣的嶄新局面？不久前，還高昂地喧囂著「鬼畜英美」與「大東亞戰爭」的口號，揮舞著「武運長久」的膏藥旗，如今已經完全聽不到、看不到了；是真的現實的利刃已經把過去存在的一切都斬斷廢棄了嗎，

事實上並非如此，誠如所謂的「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存在過的事物，不可能立刻消失，要看與他相關的事務，是否不再給他支持，否則所有存在的事物，只會逐漸的凋零。 以下，我們就把我們關心的社會現實區分為政治、經濟與社會三方面來認知。

一、政治的現實

政治是公眾的事務，此時我島剛要脫離殖民社會；但是對於現實的存續言，最主要的應該有三方面，其一〉當然是本島人；二〉是雖戰敗了，但是猶有其軍民近五十萬人在我島的日本人；三〉是據稱1900年時，國力已經勝過英國，此次大戰後，才正式覬覦我島的美國；以下就分為三方面的認知此局勢。

一〉關於本島人〈皇民與鄉民〉

對於殖民社會言，社會底層的民眾是沒有資格關切公眾事務，被當局有意的排除在外的；因而，我們在此只能談當時我島上中上階層的皇民取向；

他們在當時，透過國語教育十年計畫與皇民化政策的影響，在官方眼中，應該頗有代表性。

他們應該是頗少數的一批人──當年我島上的社會運動在當局打壓下，已經銷聲匿跡近十四年了，並且在低智教育與其配套的，以體罰而進行的德育，且就學率不高，卻輟學率頗高之下；能夠入學者本已經是少數，能夠畢業者又往往不過半〈20年代時，能畢業者可能更不到入學者的四分之一〉；

他們由於那樣惡質的成長過程，使得他們絕大多數人是主體性不足的，只能被動員的吧。

相對的，皇民之外，我們稱其為鄉民；不在殖民當局眼中，沒有能力進公學校的與無法完成六年低智教育的民眾，他們是我們島嶼社會的大多數，他們是只能面對當局十年國語教育計畫的民眾，報表上所呈現出的很龐大的數字；

事實上，由於白天忙累之餘，夜學的精力實在不足，其學習效果確實不可能如意；大約只有少數具有語言天份者，可能透過夜學，獲得國語由聽講而到讀寫的能力。

這些鄉民在時代中，與前述的皇民不同，他們在我島民中，佔絕大多數；我台著名的作家吳濁流所描述的

「皇民化運動固然是台灣人的致命傷，表面上看起來，台灣人也許會因此而遭受閹割，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中了這種政策的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

，應該顯示了相當部分的真相。

二〉關於日本人

作為殖民者，我島的統治者，面對天皇廣播宣布對盟軍投降的聖旨，絕大多數人是遵守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戰爭末期，在日機已無力迎戰盟軍空襲的情勢下，必然也有反對屈辱者，除了少數人願意殉死，也有人願意準備在美軍登陸時進行白刃戰者，且確實他們早有動員、驅使我先民抵抗美軍的計畫。

此外，當東京當局考慮投降時，日人情報將校中也有計畫在我島上推動所謂「戰後台灣自治運動」的作為──當年我島皇民中的頭目敢於明白反對者怕不多吧。

至於，日人在其天皇宣告投降之後，是否就能夠深入反省自身民族的誤謬，因而也省思自身侵台與衊華的錯誤；曾經在我島的統治地位上，自居優越民族而得意非凡的日本人，戰敗之後，理當反省；但是，由於這類的思考除了需要真誠外，還需要足夠的思考能力，日人本身所受的教育，要能夠把他們自身引出自己過去所製造的迷障，應該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難怪，據稱戰後不僅有議員在其議會放言；而被遣返離台的日本人中，也有公開揚言將在未來重新君臨我島的日本人，也不是沒有。

三〉關於美國勢力

美國在台灣，當年的著名的情報員柯喬治早在我島高等學校教授英文，要到珍珠港事變之前夕，才乘坐美國撤僑的船隻離開台灣；他在台期間當然早就與學生建立相當的關係；傳說盟軍轟炸時，往往能夠避開歷史文教建物，就有他的成績；戰後他隨著陳儀的飛機，抵達我島；

而更早的是美國戰略情報處的先遣部隊登陸我島，開始接觸日軍，處理英美戰俘與戰略情報工作；據稱日軍應付得法，美軍先於國軍取得我島若干重要情報資料。也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光復初期，國軍接收之前，我島上已經出現美軍的民意調查，美軍公開在台灣的大路通衢，向民眾發出「意欲接受中美日，何國統治？」的問題；據稱，當時該調查已「美國」最受擁戴。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國府在1945年底派來的大員丘念台曾自述，其來台時，曾在機場遇美國軍官搭訕，該人要他有事時可與美軍聯絡；此一事件除了可以與前述的民意調查呼應外，還可以與1942年，大戰中，美國時代集團公開提出的「台灣託管論」相呼應。應該可見美國確實曾有野心。

三、經濟的現實

二次大戰結束，由於戰爭期間，勞動力由於當局徵兵與徵役，大量的離開土地，更何況，由於此時我島稻米生產並非原生在來米，引進的蓬萊米需要肥料才能發揮產量，而此時，過去倚靠由日本的肥料進口不再，我島最主要的農業生產自然被大大地打擊；

此外，在皇軍南進期間，自認「武運長久」，可以攫取南洋的資源，資糧於敵，因而大戰中，不但，拆除若干糖廠機械南下，打擊了糖業生產，甚至，在我島上出現宰殺耕牛作為戰爭物資的情況，如此之下，更加上，由於其時總督府在「台灣要塞化」的要求下，全部資源奉公地投入戰爭需要；戰後，資源枯竭的我島上的經濟狀況當然不佳。

戰爭末期，我們島上雖然官方統制經濟，不准黑市，但黑市猖獗，抓不勝抓，有回憶錄如此描述──「在回台北擁擠的火車廂內全是做黑市的人」

日本投降後，又有台灣總督府派出專人由東京運回一整飛機的巨額鈔票，那是本應該作廢的；說是作為總督府與各種國策會社的遣散費與當局對於民間的欠款之償還之用。

然而，當其時，戰後經濟統制瓦解後，如此大量現金流入市場，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最可以讓我們想見，引起社會不安的，就是對於我民眾生活造成巨大影響的食米價格的上揚；由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每台斤白米為0.2元，至國府開始接收的1945年11月，每台斤白米價格漲到12元；足足達到六時被的高水準。

當時負責該官方作為的是台灣總督府主計課課長鹽見俊二，在他的日記中，我們可以明白地見到，他是能夠預見此一作為的後果的，但是他仍然進行了。

可以預見的，該一巨大的通貨膨脹必然打擊了我島社會對於自身經濟的信心。

此外，日本投降，國府尚未抵台接收之際，影響巨大的經濟事件，是我台民私自接收日產的問題；日本在我島的統治階級，半生聚斂，一旦戰敗，依法都難以全數帶走；其中難以變賣者多數都送給與其有交誼的台人，不動產部分尤其如此；往往戰爭結束後，以倒填日期的方式，製造虛假的戰時買賣登記。

因此，國府當局所能接收者，乃遠低於原先的預期，主要只是取得一些沒有被日台人間「私相授受」的不動產而已；這當然使得陳儀的政府缺乏資金維持政府的運作，例如，對於各級政府的公職人員與學校教師發不出薪水，就是一大問題。

四、社會的現實

政治與經濟都在危疑之中，未來充滿了變數；這是社會的基礎是否仍然穩固？讓我們一起看看戰爭末期以來，到光復初期的社會型態──

據稱，過去日殖當局統治之下，受到低智教育與體罰德育薰陶後，我先民本是這樣的── 「日據時代，辦農事的人員可說是相當權威。每當農民申報稻穀收成時，老百姓往往以多報少，但通常躲不過農事指導員的吆喝，一句『還不只這些吧？！』就逼得農民乖乖繳出餘糧。」

但來到戰爭末期的情況，是戰爭中期離台者難以想像的，也是一般鄉居者恐難以相信的──當年台大醫學院奉召巡迴各地服務的學生的回憶是──

「火車還沒有停止妥當，全月台已經亂七八糟。撐旗們這時才知道，原來剛才排隊的只是那些不識時務的冤大頭。大部分跑黑市的那些人，它們的夥伴早已在前一站松山火車站上車站好位子。而另外在台北火車站的夥伴，已經開始從車窗把黑市物品拼命丟進車內。而另有一些人是從對面的跨越鐵軌，由車子後面進去。撐旗們右奔左撞，被人潮推來壓去，根本沒有辦法靠近火車門……就從車窗拼命爬進去……」

「34年9月12日起，會社委囑我處理結算事務……10月20日清算結束……重拾舊業。當時正值光復初期，社會秩序尚未完全恢復，火車非常擁擠，幾乎無法由正門上車，往往要爬窗跳進去，……當夜前往台中，搭翌日清晨由台中南下的第一班列車，先行佔位子；到彰化站時，裡外接應，將紗、布一件件由窗戶遞進，最後在彰化站的人再越窗而入。」

當年由嘉義農林專門學校畢業，獲得在林業所任職的我台人的回憶，則如此描述──

「光復前的戰爭時期，以及光復初期，一般百姓生活困苦，又缺乏燃料，就常常來盜林，甚至於把林班工作人員綑起來，砍斷手腳，很殘忍。我擔任他們的長官，看了心裡實在很難過，但又無可奈何，因為這種事實在很難處理啊。」

「臺灣光復的時候，父親年三十有六，……正好他的一位住在台南的結拜兄弟提議他做糧食的生意，因為當時府城的米價奇昂，只要能把鄉下的稻米順利的運往府城，必可獲得重利，可是沿途數十里，不良份子及歹徒或偷或搶，出没無常，……父親憑藉着年壯氣盛以及練就的一身『中國功夫』，堅持着苦幹到底。……這個生意居然做得相當順利。」

當時的原住民同胞們的處境是──

「終戰後，父親、兒子、丈夫或兄弟被徵召至南方各地戰線的高砂族家庭，曾經絡繹下山至在台北、高雄或台南的陸海軍機關或總督府各官廳，大聲叫喊『還我兒子！還我丈夫：還我父親！還我兄弟！』

其三、結語──那個已醞釀無限悲情的大環境

日本投降後，我們島上所迎面而來的是一個失去了舊約制的社會。那個社會裡一面充滿了過去各種威壓所造成的心理創傷，一面是青年們由日警的高壓宰制中倏然地解放出來。。。在普遍的體罰德育之下──例如──

「五年級時，一位日籍老師於課堂上，對台灣人提出批評。班上有位林秀棟同學，立即舉手並起立反駁說：『老師，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們台灣人不是如您所說那樣。』老師一聽，惱羞成怒，除出手打他外，並以腳踢他，致其難受而倒地。……」

「有一次我到附近的公學校旁，看到這位督學用鞭子鞭打學生，打得很厲害，令人覺得恐怖，就像對待林肯以前的黑奴之作風。……這個官吏好像在女作家野上彌生子所寫的訪台日記中，以作為很親切的官吏代表而出現。」

甚至還有可能造成這樣不幸後果的衊華而低智的教育──他的同監者如此回憶──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

此外，在日警那不由分說的威懾之下──例如──

「昨秋，台南州廳為驅除寒熱症起見，命令管內各鄉村的人民，務要去除竹叢下的枝葉等，使蚊蟲不得在那裏生長。我們對這層辦法表示敬意，但是北門郡下各派出所的警官，嚴重特監督人民除去這些竹枝、竹葉後，郡役所警察課再派人各處巡視。不料他都亂造報告〈一定是郡役所的方針〉，說人民的去除不周，一時竟罰了數千人，金額大約有兩萬元以上。北門郡的人民大多是很困窮的，還哪裡負擔得起，這個結果使得他們生出種種咒詛、怨言，是可想而知的。」

是否這些就難怪我們深受心理創傷的島人，面對日人的作為，往往很難主動思考而抉擇；難怪往後低智而意氣用事的不幸情況頗有。

我台著名的吳新榮醫師在其日記中不僅要慨歎說，當時西醫門可羅雀，中醫大行其道 ；更在回憶中說到「一般的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和醫生都放在另一邊，……例如，北門鄉蚵寮一村，因拒絕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而為霍亂一時斃命達數百人。」 ，所以，我台人因強迫學得的清潔習慣並沒有表現為一般學者邏輯所強調的「增進人民的健康」啊！

這應該也正是，當年何以我們島上的產業明顯較過去發達，好像教育上就學率的數據也明顯進步，但是何以我們台灣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不但沒有增長，反而逐年盤旋下降的一大理由啊。

以上，就是二二八當年， 我們島嶼社會歷史與文教所積累的實際。

醞釀著往後爆發時代悲劇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