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台大應該「全球覓才」的一個感想

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關於台灣大學校長應該向全球覓才的論述；

兩位署名者都是生醫方面的著名教授，其中金傳春教授我曾在視頻中聽過他為「假論文事件」憂心忡忡的發言，因而，我充分能夠理解他公開呼籲「全球覓才」，反對教改以來，強調民主的「教授治校」的不得已。

我不是教授，更非台大教授，我只是個民間學者，但是，我願意很不自量力的呼應兩位學者的主張。

其原因是，我認為，台灣大學在我們島上的地位太重要了。

作為島人的一分子，一位公民，我關懷台灣的前途，就也有責任對此事發表我自身的觀點。

我的觀點來自於良知；來自研究台灣史之所得；

兩位教授都是自然科技方面的專業，個人卻只是研究台灣史的民間人士，我想在當前，還從來沒有人從人文社科方面來批判我們的最高學府台灣大學，我想在這方面就以當前受到各方注目的嘉南大圳與八田於一的問題為起點，提出我個人的觀點──

在人文社科方面可能沒有像自然科技方面花費太多的國家經費，但是人文社會所關注的卻是社會普遍的軟實力，是關乎個人與社會成敗的精神力量的發展；是視野與信心，也是氣度與操守，也是品質與理想之所繫；例如，歷史讓我們知道自身何所從來，語言與文化讓我們可能深入民族精神的最深奧處，讓我們能像先民當年一樣地在種種困頓中過關斬將；

然而，台灣大學除了曾經出過幾任總統，過去還為我們社會的軟實力做了些什麼？

台大社會系已故的元老級教授陳紹馨，把日本1895年所接收的台灣人口，極荒唐地低估，簡直盲目地相信日人伊能嘉矩的說法；好像完全不知道日本據台初期曾經對我先民多次大屠殺，說出「日據後一兩年中，曾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的話；沒有勇敢面對真相的人文社會學界，怎麼可能為我們的社會奠立堅實的基礎？

──尤其不幸的，是他還得意地宣稱，美國方面在他尚未完稿以前，已經把美金的稿費送來──顯示他的研究成果，真只是當時美國全球戰略所需要的數據。

當代台大經濟系著名的古慧文與吳聰敏教授，2000年時所共同發表的『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

關於嘉南大圳的經濟效益，當年日本殖民當局對於經濟的掌控有多複雜與細微，嘉南大圳不可能自身運作，怎可以用今天自由經濟的模式來依樣畫葫蘆？簡單舉出一例，在我台名宿葉榮鐘的「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中，我們可以看見這樣的一條──「殖產局發表台灣農民生計費，每人一日為兩角錢。〈統治者騙人的魔術，目的在於替製糖會社辯護甘蔗收購價格之偏低〉」──這樣受到強烈宰制的不自由情況，會是今天島上的經濟學模式所預設的模型嗎？

更不要說，該論文對於嘉南大圳的認知根本脫離現實，把烏山頭水庫的使用期限訂為無限期，其實，烏山頭水庫完工的那年年底，該水庫就被震損兩次，該論文絕無提列折舊；

更不要說還有種種重要的史實，竟都像是沒有發生過，他們都不予計入成本，例如，在維修水路上，我農民普遍承受著沉重的「無償勞動」就是，顯然他們這時的學術，只是為了順應官方當時政治上「神化」八田與一的目的，這是該校怎樣的「學術」？

再看台大農經系出身，康乃爾大學鍍金為農經博士的李登輝總統，他是首先高調肯定八田與一的人，然而，他那所謂的「特別是嘉南大圳完工時，全球土木界驚嘆聲連連，六十萬的當地農民更是對八田衷心感佩。」，真是史實嗎？1930年完工時，該年在我先民的喉舌「台灣民報」上，那許多怨訴是什麼？該年十二月，發生兩次中型地震，烏山頭水庫就被震破損了兩次，當年各報都有刊出，真會有那麼多人感佩他嗎？

甚至在1936年官方為治台四十年紀念而出版的「台灣治績誌」上，當介紹該工程時，對於相關工程人員何以沒有提及其名字？

而我們這位尊貴的農經博士，他肯定該工程的另一方式竟然是頌揚送水道的長度；說「灌溉水道總長度一萬公里，排水到六千公里……日本現代農業用水事業代表作是戰後興建的愛知農田灌溉系統，但嘉南大圳規模比愛知灌溉系統大十倍！」，然而，長就是好嗎？大就是好嗎？

知否，由於過長，所以坡度很小，據稱只有三萬分之一度；由於太大，官佃溪上游的水量不夠，所以該工程只能三年供水一次；

前者造成該工程很容易淤積，也很容易在每年的地震中損壞，官方卻把維護的責任都規定給農民，說是「使用者負責」，形成著名的「大圳咬人」與「大圳吃人」；

後者則透過三年輪作，殖民當局與糖業資本藉此控制了給水的權力，農戶失去了耕作的自由，成為製糖會社專屬的工具〈也有稱之「農奴」的〉；這樣的史實下，設計者怎麼會受到農民的感謝？──這又是怎樣鍍金的「學術」？

其次，關於該校對於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的問題，研究時出現了偏頗的現象，其實本來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知道，人類誰不犯錯呢？不過，一個拔尖的大學，有那麼多的專家學者，在對於這個問題的偏差傾向裡，居然簡直沒有一兩位明顯的反對者，能夠在我們這個號稱「自由開放」的大環境中，發出具體不肯同調的高音，也是個人很懷疑的──這是怎樣形成的現象？在這個一流大學裡，儘管過去日本殖民時期，曾被我們的寫實主義名作家吳濁流批判為「豺狼之窟」，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他在戰後殘破凋敝的歲月裡，還是曾經引領著我們社會開創出一段相當可觀的日子；

而今已是自由民主時代，我們本有人文歷史專業科系的一流學府中，在研究這段史實時，竟然只能呈現如此清一色，不只是絲毫沒有異端，更是了無雜音的現象；是否這個一流大學確實已來到了他應該要深深自省的歷史時刻？

最後，讓我們一面回顧由哈佛大學鍍金回來的總統馬英九與其行政院長林宜樺，這兩位台大法學院的高材生；台大的法學院教育，居然讓他們能夠容忍被所謂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欺壓到總統被公開批為「無能」的程度──它們當年在課堂上是如何思辨所謂「核心價值」的？那真的就是台灣大學法學院所能提供給我們社會的最高回饋嗎？！

另一面考察由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鍍金回來的，當前正在總統府內執國政的台大校友蔡總統英文；上台以來多少次「髮夾彎」──選舉前後的表現，真的可以不考慮「誠信問題」嗎？上台前，鼓勵在野者可以暴行表達，上台後，怒斥在野者憤怒的表達；上台前，宣示「謙卑、謙卑、再謙卑」與「自己最會溝通」；上台後，把政府用民眾看不出溝通誠意的「刀片拒馬」圍起來；也就是，在另一位台大人的主持下，我們的政府立刻由「無能」而變得如此「傲慢」；這樣的轉變怎會是今天社會所能接受的？

以上種種過去曾受台灣大學教育的台大人領導社會的離譜表現，台灣大學在過去的歲月中，是否一定出了哪些我們沒有注意到的重要失誤？

作為關愛我們島嶼，關愛台灣社會，擔心當前人文社會學科問題的民間人士，面對自然科技方面學者已經公開提出這關於台灣大學校長應該向全球覓才的呼籲，本文是個人冒昧地提出的呼應。

個人在此真摯地建議，倘若未來我們的台灣大學真能向全球覓才的話，請也要讓每一位受尊敬的候選人在人文社會科學上也要發表他們的高見，希望不要只看到自然科技那一方面的水準；他們在人文社會上的素養與未來將如何讓台大固有的、曾經引領時代，走出殘破與凋敝的台大精神，從新起死回生──當前我們極需要那方面的見解，應該也不能不列入評選時重要的考慮之列。

以上，是一個非台大出身的民間學者，本於一個公民，對於我們島上「最高學府」，不由自主的關切，冒昧地對於「台灣大學校長應該向全球覓才問題」所提出的誠摯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