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工這群小蝦米，雖然人多勢眾，但終究還是鬥不過資方這隻體型碩大的大鯨魚。當員工與資方對抗時，資方除了可祭出記過、革職等行政處分恐嚇員工外，資方還擁有許多先天上的優勢可壓著員工打。

在今年初時，工會已獲知老闆要將銀行賣掉的訊息，為維護同仁權益，工會開始籌劃相關措施，以反制資方對員工的可能不利行為，但工會尚未宣誓出師，資方在工會中佈下的眼線或被收編的幹部，早讓資方對工會的一舉一動已洞燭先機，工會還未出招，就已被資方的回馬槍給刺中要害了，相較之下，在雙方爾虞我詐的較勁過程中，工會有辦法收買董事長、總經理或各部門主管為間諜探測敵情嗎？

罷工是員工唯一可用來嚇唬資方的武器，但依台灣法律，要合法取得罷工權力，有一長段的法律程序要走，要不然工會的幹部還不用等到資方記過、革職等處分的伺候，就被政府抓到土城看守所吃免費的白米飯了。工會要走完這段漫長的法律程序，不僅要不時提防資方臥底的暗槍伏擊，還常被資方的「法律反撃」給轟得眼冒金星，畢竟憑藉著龐大資源，資方比工會「懂法律」多了。雖然我們工會已走完舉行會員大會投票同意罷工的法律程序，但從勞資爭議協商開始的漫漫長路，資方龐大的律師群在工會內部資方間諜協助下，用放大鏡找出一些工會「法律程序」不完備之處，再由被資方收編的員工出面「依法」向法院提起「罷工投票不合法之訴」，讓工會由「合法」變成「非法」。由於勞資雙方法律資源的不對等，也難怪勞資雙方對抗時，資方常是「合法」的一方，「非法抗爭」的則常是勞方。

罷工是勞方抗爭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取得罷工權的終極目標無非是想製造議題引起社會的關注，在輿論的助益下，獲得與資方周旋的戰略空間，但人算不如天算，在當今「向錢看」的媒體經營環境下，一方是手中拿著白花花鈔票的潛在廣告主，而另一邊則是苦哈哈的工會，那邊是媒體得罪不起的？無可避免地「發聲權」又被資方給搶走了。工會已舉辦多場記者會，媒體要麼是隻字未提，要不就是資方的「官方說詞」占得篇幅比工會的記者會內容還大，甚至當媒體登出資方一些不實或渲染的說詞之後，工會雖發出新聞稿請媒體更正，但在媒體不久後就刊登資方頭版半版大篇幅廣告的龐大商機影響下，工會的訴求就這樣被媒體給噤聲了，工會的聲音不僅傳不出去，還被媒體給扭曲報導，這場媒體之戰勞方又被資方給打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