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寫一通(六)：懲罰與執行 - 從個人行為決策到群體文化框架》

前文提及，人們對違反規範者施予懲罰的慾望快感，在文化、習俗成形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令人好奇的是，經過漫長演化、自然選擇的結果，懲罰違規者的慾望，為何會是人類生存本能的反應行為模式之一？

雖然現今科技日新月異，但人類邁進工業文明，至今不過500年，而農業文明，至多也只有10,000年，但在這之前，我們的祖先在採集和狩獵狀態下已生活了數百萬年。科學證據表明，自工業社會以來，人類大腦神經元的連接方式，基本上並沒有發生變化，也就是說，現代人的頭顱裏，裝著一副石器時代的大腦。所以，我們現今許多行為決策模式，其實是沿自石器時代人類的影響。為適應當時的生存環境，石器時代人類的大腦，在與當時生存環境交互過程中，演化成形的神經元結構，不僅提高了他們的生存能力，也影響到我們這些後裔子孫的行為模式。

當然我們無法搭乘時光機至石器時代觀察我們祖先的演化過程，但Gintis及Bowles這二位學者，運用電腦模擬技術模擬10-20萬年之前（更新世晚期）人類狩獵採集族群合作秩序的形成過程。由此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強互惠」(strong reciprocity)行為的存在，是原始族群內部維持合作關係的必要條件。所謂「強互惠」是指那些在團體中與別人合作，並不惜花費個人成本去懲罰那些合作規範破壞者（那怕這些破壞不是針對自己）的行為。顯然，「強互惠」本身就是人類「趨社會性」的重要體現。根據電腦模擬，只有成功演化出「強互惠者」，並由「強互惠者」對自私的搭便車者施行懲罰，才能在一個族群中建立起穩定的合作秩序。

人們為什麼會不惜花費個人成本去懲罰那些違反合作規範的人？蘇黎世大學的Fehr博士提出一個假設：如果這種行為無法從外界獲得激勵，那麼行為者只能通過行為本身獲得滿足。也就是說，這種行為是依靠生物個體的自我激勵機制實現的。事實上，人和動物的許多行為都是依靠自我激勵實現的。腦科學研究已經證實，啟動這類行為的機制是由中腦系統的尾核(caudate nucleus)和殼核(putamen)來執行的。像我們人類的成癮性行為，像煙癮、酒癮、毒癮等等，都涉及這一腦區。因此，這一腦區在醫學上也被稱為「鴉片報償區」。Fehr猜測，如果「強互惠」行為依賴這種自我激勵機制，那麼做出這種行為時，人腦的這個部位就會被激活，而且行為的強弱與其激活程度呈正相關。藉由「正子斷層造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對行為者進行觀察，實驗結果證實了這個假設的推斷。

我們已從人類演化歷史及大腦機制這二個不同層面理解到，人們存有一股要懲罰違反合作規範者的慾望。但有慾望是一回事，要如何執行懲罰又是另一回事。談到執行時，會碰到以下二個問題：

1.如何發現誰在違規？

2.如果懲罰時，不是由我們親自動手，我們要如何確保代替執行懲罰的人，會確實執行？

人類學家長期研究原始部落或原始社會中發現，這類小型群體常由具血緣關係的份子所組成，人數不會太多，因為有密切的互動社會網絡，人們親密地瞭解彼此，所以衡量誰違規、不遵守規則的成本很低；同時也因密集的社會網絡特性，執行懲罰的暴力威脅，通常會波及到社會其他成員，這種情況下，個人偏差行為是不被容許的。尤其在原始部落中，懲罰的執行常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的，作為消弭群體內部衝突的重要儀式，誠如Elisabeth Colton所說：「旁觀者用特定角色的成就標準對整個人作一全面的判斷；這也讓他們判斷其未來的行為。判斷是一種繼續進行的過程，從中凝聚出共識。」基於懲罰是社會和解的儀式性行為，因此，無論執行懲罰是由何人執行，甚至在一些並無正式頭目的原始部落，為化解群體內部衝突的緊張關係，懲罰需能確實執行。 

但現代社會，群體人數動輒上百萬人、千萬人，甚至上億人，一般個人違反規範時，幾乎不會對整個群體造成緊張關係，除非是個人權益被直接影響到，多數人是很少會去關注有誰在違規，所以現代社會成立警察、法院等單位，專責處理誰在違規事宜。再加上現代社會也不再用向全民公開懲罰執行過程，作為和解儀式，懲罰的執行也已與多數人無密切的關聯性。然而實際執行懲罰的人，也與一般人一樣，有自己的效用函數，在追求其效用極大的過程中，如何確保其執行懲罰，是與其追求效用極大的個人目標是相一致的，不致發生執行懲罰者為極大化其個人利益，而包庇違反規範者的情形發生，將是個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