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兩岸雖然同樣使用中文，但由於長期隔離不相往來（1949-1987年），加上意識形態教育（三民主義 vs. 共產主義），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不同，對外開放或閉鎖，以及受到不同的外國影響（台灣受美、日影響，大陸受蘇聯影響），結果造成了兩岸語言上的很大差異。自台灣開放探親以來，一方面，兩岸用語因為密切往來而互相滲透，有助於縮小差異，增進對彼此用語的認識；但另一方面，兩岸又在同時間各自「生產」了新的用語，一加一減，差異仍然很大。

　　我們如果比較兩岸用語的差異，可以列出長長的清單（對照表），比如台灣的「飛彈」大陸叫「導彈」，台灣的「貨櫃」大陸叫「集裝箱」。但如果只是對照比較，頂多只是熟悉了對方的用語。更重要的是，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兩岸不同的用語，其實正反映了各自特有的心態，如大陸在改革開放前的怕「冒尖」、「槍打出頭鳥」，改革開放後特別突出的「紅眼病」；台灣前些年出現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愛拚才會贏」等。兩岸為什麼會有這些特殊用語，應該是很值得分析的。

　　另外有些用語，則反映了兩岸社會不同的特殊喜好，如台灣棒球興盛，便有許多棒球術語流行，如「封殺出局」、「安全上壘」、「紅不讓」；而大陸女排很出色，就喜用排球術語，如「二傳手」（指辦理一些事情的過程中起中介、聯繫作用的中間人）、「短平快項目」（指投資少，科技商品化周期短，與地方中小企業技術發展相適應，並取得較高經濟效益的技術開發項目）；「短平快」還用來形容老年再婚（認識時間短、感情平淡、離婚快）。

　　再如大陸的乒乓球運動很興盛，便有一個相應的「打擦邊球」的社會用語，指的是在政府法令限制邊隙遊走，因而取得行動的空間。「打擦邊球」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前的四月，北京有三十三名知識份子聯名上書要求特赦著名的異議份子魏京生及其他思想犯。當時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很關心這事，但礙於政府對新聞的管控，不能刊登有關消息，以免被追究，就找來學者寫文章，從法律角度討論了特赦制度，結果明眼讀者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