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強化基建連結力 改變台灣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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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1 03:13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一帶一路」概念問世三年多後，中國將在本周末（5月14、15日）於北京舉行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掀起新一波大國崛起的輿論浪潮。

但有別於多數專家學者以中國藉此謀求國際政治影響力擴張的觀點，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研究員卡納（P. Khanna）強調當前與未來全球政經發展將是「連結力決定命運」（Connectivity is destiny）的說法，或許更貼近現實。

簡單地說，連結力就是透過積極發展交通、運輸、物流、金流、通訊、能源等基礎建設，讓分散各國的人們、生產資源等能互通有無。隨著這些以基礎建設為節點相互連接出的網絡愈大、愈密，展現出的「功能性地理」（Functional Geography）效益愈強。長此以往，不僅使地圖上國界的意義日益薄弱，也改變了國家經濟的樣貌。

從過去在帝國內追求生產的垂直整合，轉為透過複雜的連結通道，建構出一種全球的網絡分工體系，亦即如今眾人熟知的全球供應鏈。而這種連結力激發了各種生產要素被國境限制所壓抑的潛能，並發現在國境外的機會與新的成長可能。

由此可知，連結力是現代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來源，能否在一國內建立多個重要且對外磁吸力強的「功能性地理」節點，並掌握更多全球供應鏈的關鍵角色，遠比國域大小來得重要，其效益甚至也高於上世紀動輒以擁有毀滅性武器多寡彰顯國力的方式。

先前，各界多認為透過加入WTO及與各國洽簽自貿協定等手段，是建立連結力的捷徑與關鍵。但2013年世界競爭力論壇（WEF）公布《促進貿易增長機會》報告指出，即使消除全球所有進口關稅，也僅能提高全球GDP不到1個百分點，但透過有效率的邊境管理，和藉由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基礎建設加快運輸和通信等服務，將能有效降低生產鏈的貿易活動阻力，其效果大於降低關稅方式達六倍之多。

也難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 Shiller）在金融海嘯後不斷的呼籲，透過基礎建設帶動的擠入型（crowding-in）政府投資成長，不但可以創造就業，還能提高各界對經濟成長的信心。

就此觀點看來，過去20多年，中國對中亞鄰國展開以經濟為主的外交攻勢，並推銷基礎設施建設的策略，頗具前瞻性，且透過這樣的「互惠」方式提高中國的連結力，亦擴大了「功能性地理」的版圖。其影響力不但擠下僅靠強大軍事恫嚇力插手中亞事務的俄羅斯，如今更規劃以「一帶一路」中的交通與能源等基礎建設，為中國建構出一個連向歐洲的走廊、以主導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晉身全球基礎建設的最大投資者。

而近年來，除美國之外的西方各國之所以紛紛加快參與AIIB腳步，正是要在這波「功能性地理」的連結力爆發前，提早卡位，以免被中國整碗捧去。

此外，中國境內的基礎建設也同樣重視功能性地理的概念，即便一個地區面臨經濟危機，當地工人也能透過完善的跨境基礎建設，迅速移動到下一個地方尋找新的工作機會。

相較之下，當前政府規劃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既缺乏頂層設計，計畫中的軌道建設更遭人質疑，只是收納各地方政府內含高度地域政治性的提案，少見卡納所定義的功能性考量真諦，既無法透過基礎建設使土地、勞工及資本的使用效率極大化，也無法將每個區域的特殊生產要素稟賦優勢，連接到國際供應鏈上，各界至今批評的聲浪不斷，實不算意外。

其實，「連結力決定命運」的時代頗利於不適合進行軍備競賽的台灣。可惜的是，在中國有企圖、有戰略地透過基礎建設開拓「功能性地理」版圖、打造全球供應鏈優勢之際，台灣卻仍圈地養諸侯，以政治力干擾基礎建設連結全球的可能性，怎不讓人擔心，台灣終將被孤立於全球功能性地圖之外呢？

社論－金融科技前瞻創新時不我待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05000041-260202

隨著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普及，一向被認為相對較為保守的金融行業，面對此一潮流、趨勢，自然也不能再墨守成規。從而，不只如何朝金融科技（FinTech）轉軌已經成為相關業界最熱門的課題，獨立機構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聯盟（GFHF）最新的調查，更明白指出全球金融業的競爭，在這兩年間正快速轉進金融科技。而倫敦、新加坡、紐約、矽谷與芝加哥，則是全球前五大的金融科技中心。

相較於全球金融科技化表現最佳的領頭羊倫敦與新加坡同以11分並列榜首，那麼台北（代表台灣）在金融科技化的表現，排名又是如何呢？答案是台灣在2016年調查時，還能排在全球的第21名，但到了2017年卻退步5名跌到26名，各評比項目的總得分更以57分，拉大了與新加坡的差距。

如果台灣金融科技進步的腳步趕不上其他國家地區，台灣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就會相對處於落後，業者不只無力開疆拓土打亞洲盃、國際盃，甚至還會被周遭金融科技化程度更高的新加坡、香港等地之業者，利用網路無國界的特性，侵門踏戶地分食台灣金融行業的內需市場。

面對這種轉型、進步幅度不如其他競爭對手的現實，檢討起來，政府和金融、科技業者自然都有值得檢討、改進的罩門、盲點。

以政府的角色而言，誠如GFHF的調查報告所指出，各國金融行業的整體表現，要能突出於全球金融界，「政府的強力支持必然不可缺少」。該調查報告進一步具體指陳，政府的角色不僅在法規上要有前瞻創新，同時也應透過投資體系，確保資金到位。而一旦金融科技中心發展稍具雛型，主管機關也要發展創新、具彈性的監管制度，才能深耕取得長期競爭優勢。

依據GFHF所設定的這些指標，檢視台灣主管機關的實際作為，顯示有相當的落差。譬如談到法規的前瞻創新，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就坦言，儘管金管會已擬訂金融科技白皮書，並研擬金融科技創新條例草案移送立法，但是面對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要如何針對新型態的交易、清算、風險管控，建構相應的法令規範，金管會並沒有明確的策略。

鄭副主委的這番告白，凸顯即使是政府相關主管部門，面對快速發展的金融科技，政府連與時俱進的立法定策都還力有未逮，又如何可能制訂出既前瞻又創新的新政策、新法規？

政府主管部會的專業能力，趕不上外部環境變遷、進步的腳步，一時之間拿不出具體的策略，鄭副主委於是表示，一切仍須靠商業行為與大學產業來推動。這理論上未嘗不是一個解方，至少總比只會坐困愁城卻拿不出對策來的好。但現實來看，這兩個環節也各有必須檢測的指標。以言產學合作推動，這可收集眾人智慧，避免閉門造車之效，但學界是否會陳義過高，所提對策不切實際，則是檢測重點。

至於靠商業行為來推動，如果解釋為是金管會不再鉅細靡遺的監管，讓業者可以快速朝科技化轉型，似乎是一個值得期待的轉變。但是姑且不論GFHF的報告已經點出如何確保投資體系的資金投入能夠真正到位，乃是政府不可旁卸之職責。

以台灣的現狀來看，民營金融業者金融科技程度相對而言，可說是大幅領先公營行庫。誠然公營行庫這兩年也努力在衝刺申請與金融科技相關的專利項目，但迄今除了第一銀行已率先與系統廠商合資成立「騰雲科技服務公司」之外，其他都還在評估如何轉型的階段。以這樣的步伐，想要趕上民營行庫，甚至國外金融對手，還真是不可能的任務。

總體以觀，檢視台灣朝金融科技轉軌的滯後，其實只是其他眾多行業面對網路科技發展蛻變下陷入困境的冰山一角。看來蔡政府想要推動的前瞻、創新，還得再加把勁才行！

(工商時報)

社論－莫忽略新台幣強升對經營信心的衝擊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07000709-260202

新台幣匯率今年以來表現強勁，新台幣兌美元一度升破30元大關，累計今年以來新台幣已升值7％，產業界憂心新台幣繼續升值下去，匯兌損失將影響整體外銷產業，甚至造成虧損，因此希望政府及央行參考周邊競爭國家匯率變化，不要讓新台幣獨升或是升幅遠大於對手國，影響出口競爭力。

對於外界關切新台幣升值是否有30元的「彭淮南底線」？中央銀行副總裁楊金龍日前在立法院財委會表示，沒有所謂底線價格，新台幣匯率是由市場供需決定。

近年來，由於主要國家採取寬鬆貨幣政策，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加上美國聯準會升息、北韓與敘利亞情勢緊張、英國脫歐和法國大選等變數，更增加匯率與金融市場波動的風險。

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今年來新台幣升值加速，首季升幅高達6.4％，為9年來單季最大，幾乎是去年全年升幅2.4％的3倍之多。根據台北外匯市場發展基金會公佈最新統計，4月新台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NEER，為新台幣所能換取各國貨幣數量指數的加權平均，較能反映新台幣對外價值）也連續14個月上揚至114.35，波段升幅超過11％，創下2005年4月統計以來的新高，尤其顯示新台幣過去一段期間呈現上升趨勢。

新台幣匯率的大幅升值，的確導致出口廠商蒙受鉅額匯兌損失，民眾與金融業者之國外金融資產的匯損，也相當嚴重。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去年企業匯損超過1300億元，其中，金融保險業苦吞9成、1220億元、其次則是貿易百貨業的67億元，以及電腦及週邊設備業14億元。

同時，機械公會也表示今年首季出貨都是以去年底匯率31至31.5元接單，今年初以來新台幣急速升值，業者根本來不及避險，只能收美元應收帳款，借新台幣貸款因應，也對機械業者營收造成實質影響。

更值得注意的是，匯率不穩定已經成為企業經營的重要風險，甚至於影響其未來的經營信心。根據「2017資誠台灣企業領袖調查報告」顯示，有70％的台灣企業領袖擔憂「匯率不穩定是其成長的最大威脅」，而在經濟不確定、稅負增加和匯率不穩定等挑戰之下，台灣企業領袖信心明顯變低，僅16％受訪企業認為今年會成長，創2012年開始調查以來新低。特別是連台積電都表示，新台幣強升已對台積電連三季產生干擾，甚至今年首季營收未達財測低標，如果持續升值，仍會繼續干擾營運，更加顯示維持匯率穩定的重要性。

當然，這波新台幣升值與美國川普總統宣稱要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並點名日本與德國，使得其他國家即使未被點名，皆降低對匯率的干預。台灣在2015年10月被美國財政部點名，列入干預匯率觀察名單，繼而在2016年4月與10月又兩度被列入，央行對此問題自然不敢輕忽。雖然台幣在今年第一季已經升值了6％以上，但是台灣仍被列入匯率操縱國的觀察名單。

展望未來，台灣除了要面對10月份美國財政部發布《國際貨幣和匯率政策報告》的壓力之外，由於川普總統命令美國商務部和美國貿易代表署對大規模貿易逆差夥伴國進行為期90天的貿易濫用行為調查，由於台灣2016年對美貿易順差為147億美元，在16國中排名第14，加上「匯率偏差」（currency misalignment）是評估貿易濫用的指標之一，將使台灣面對美方「新台幣是否處在正常估值範圍內」的評估壓力。

在此壓力下，一方面美方貿易濫用行為與「匯率偏差」的調查壓力，將更加限縮央行藉由「拉尾盤」以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的操作空間，二方面，日韓和其他亞洲國家貨幣亦將同時面對升值壓力，而熱錢流竄則使台幣處於更不穩定的情勢，對於多數以外銷導向為主的中小企業而言，因為欠缺避險能力，其所受之考驗將更為嚴峻。

對此，我們除了期盼央行能更加善用「柳樹理論」，以更具有彈性的匯率，為台灣產業出口競爭提供有利的條件之外，面對熱錢流竄的壓力，央行應該參考美國聯準會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的做法，加強與市場溝通，一則引導市場預期與央行目標預期靠攏，二則可讓產業界對於匯率走勢的預期可以做動態的調整，並做更多的避險操作，來避免台幣匯率波動加大的風險。

(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