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個往事，我於1996年至美商保險公司上班，擔任內勤職，當時就週休二日，而且退職（休）金不是累積至退休才能一次領，中途離職就沒得領（亦即勞退舊制），而是以每五年為區間增加，離職或退休都可以領取。當時人們就常說，外商公司薪資福利比較好，其實薪資沒有比較好（績效獎金另計），但勞動精神與福利確實比較好，尤其是公司治理的平等化，那時對我們的副總、部長也一律稱呼Tony、Alex，對總經理也是禮貌性的稱呼鄭先生而已（他是一位諳華語的美國華僑），從上到下沒在稱呼職稱的。

有一年公司招待績優人員去歐洲十日遊，在法國巴黎適逢下班大塞車（當時有人抨擊全世界大都市只有台北會塞車，我才證實，那是謊話），路上導遊就一直提醒我們，待會兒如果五點還沒到達用餐地點，遊覽車就會停在路邊，因為下班時間到了，司機要下班了，要等下一班司機上班時來接手。當時我們無不嘩然，認為太離譜了吧？不就差個半小時，一點服務精神都沒有，這樣的國家怎會有競爭力（可是人家競爭力卻偏偏比我們強，寧不怪哉）？導遊跟我們解釋，這是他們的法令，如果被抓到了，司機會害公司被罰。我們又異議，誰會在下班塞車時間去抓這個？導遊說，他們整體的法令認知就是這樣，如果下班時間到了，司機把車停在路邊，等下一班司機上班時間到了再來開，公司、司機、旅客、社會，都覺得那是自然不過的事，【因為那是司機的權益，我們怎麼可以將自己的方便，建立在犧牲別人的權益上？（註）】。當時我們都覺得這樣的國家很野蠻，怎麼會是文明國家？（那時作文不是都寫，外國是蠻夷之邦，中華民族才是禮儀之邦？）

九○年代起，台灣適逢解嚴後政治與社會革新時期，許多勞工也開始組工會要爭取自己的勞動權益和尊嚴（別忘了「尊嚴」這兩個字，和我剛剛提到美商公司不稱呼職階的例子），可是我發現，組工會的反對力量，一部分來自資方和勞工的高幹，一部分卻是來自中低階勞工本身！因為，在一個專制的政治體制裡，勞動體制也被專制化，人民跟勞工被奴役差遣慣了，很多勞工總是認為，政府跟老闆養我們，給我們飯吃，給我們尾牙摸彩，我們要感恩，怎還要造反，搞到大家最後都覆巢之下無完卵！

我1996年任職美商公司，可見台灣勞動法令落後文明國家至少二十年！但二十年後，很多勞工還是反對勞改團體為他們爭取福利（不過，最後他們都還是享受了勞改後的好處），這種國民對世界勞動文明認知的落差，一方面來自台灣人的誠實和人情味，譬如，他們會認為，休例日加班一個小時，卻要得到四個小時或八個小時的加班費，我自己都良心不安；老闆晚上請我們吃尾牙，雖是「強迫參加」，但也是好意，怎還好意思跟老闆拿加班費？但一部分乃基於被威權統治成性的民族性，所以視被差遣為常態。其實法令這樣規定，無非是要以「懲罰性的加價」來遏制並補償資方任意差遣員工的作為，而一個老闆動不動就以這樣會增加成本而威脅要離家出走，其實也只是秤斤論兩的生意人，根本不夠資格稱為企業家。

如果說台灣經濟有問題，始終無法產業升級，與其說是人力成本高，不如說是生意人太多，企業家太少！支持勞動文明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

註：文明國家認為，我們不可以犧牲別人的權益來造就大家的方便，所以視抗議、罷工造成的不便為常態，相互諒解支持，最後大家都得到最大的利益；威權國家認為，個人應該犧牲權益來造就大家的方便，所以視抗議、罷工為病態，因而反對撻伐，但最後利益卻只歸少數階級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