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是曾發生在台灣社會的真實案例：有一家精神病患收容所擇地興建，結果造成當地居民以安全受迫害為由群起反對；有一個班級轉來輕微精障的同學，家長認為跟正常孩子相處，對孩子的發展與生活比較好，可是也遭到其他家長的反對，並認為為甚麼要犧牲39個孩子去成全一個孩子？......

就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來講，似乎他們沒有錯，但這樣的做法，就是把這些不一樣的人隔離起來，於是形成一個人性的坎陷：我們不能包含他們，讓他們跟正常人可以相處，這樣我們會多了解他們一點，而他們也會活得好一點，這個社會也會文明一點？但是當然，這樣每個人會喪失一點自由，並多負擔一點風險。

所以，這是個兩難的問題，這個問題突顯的是：人性是否已經進化到願意做一些自我的犧牲與風險，去包容一些有差異的人，讓他們有更多融入人群與社會的機會？雖然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的，隨著時代文明的進步，人性是在往包容的這邊移動，因為人們對待精神病患的手段已經人道許多，而且他們的行動自由也有很大的改善。

而對精神病患是否可以免除死刑，與法律是否應該廢死，若干面向上，也與這個兩難有雷同的意涵和抉擇，同樣的，時代會漸漸往包容這邊移動，只是時機尚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