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再度登上美國與台灣的媒體版面，只不過，這次是讓星國感到臉上無光的負面新聞。「紐約時報」4日報導，耶魯大學一年多前宣布，將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成立300年來第一個掛上耶魯名號的「博雅學院」(Yale-NUS College)。不過，近來耶魯校園卻刮起「耶魯之春」風潮，反對校方未經教職員投票同意，即決定與新加坡這個「專制國家」進行合作，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一項與「否定自由」的政府危險的合作案。

耶魯大學校務會議5日剛通過決議，敦促耶魯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注意保護人權與政治自由，並稱「我們呼籲博雅學院尊重、保護並推動對全體人民的非歧視原則，包括性少數與外籍勞工，堅持校園內以及更廣泛社會上的公民自由與政治自由。」「這些理想是人文教育，也是我們公民意識的核心，不應該被妥協。」

相較於這則國際新聞，在台灣更受矚目的星國有關消息，則是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暨人力部長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4日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生政治聯盟舉辦的論壇中，把台灣當作「負面教材」，指稱台灣流失人才卻又阻止外來人才進入，正面臨國民平均收入下降的情況，新加坡必須引以為鑑。他並強調，新加坡如果也阻止外國人才進入，將重演「台灣故事」(Taiwan Story)，喪失在全球的競爭優勢。

對於星國政要這次的「公開指教」，台灣方面援例還是「虛心接受」，並未嚴加駁斥。新聞局長楊永明對此低調回應，說明政府十分重視人才培訓，除了正和各部會研議相關問題，也修正相關法規，研擬具前瞻性的高等專業人才培育改革方案，期待既能留住優秀人才，更能進一步延攬海外優秀人才。

之所以將上述兩則新聞相提並論，意在凸顯向來以經濟成就為傲的新加坡，一旦論起民主、自由或保障人權問題，馬上就顯得矮人一截，甚至變成其他國家的「負面教材」。對於耶魯大學上述決議，新加坡國立大學只能發表聲明稿表示：「學院致力維護學術自由和研究開放原則。」「學院的政策，以及與個人入學、教育、就業資格與能力的判斷，將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及耶魯大學的非歧視政策維持一致。」對於耶魯師生有關星國公民與政治自由的「不吝指教」，則完全無法提出任何辯駁。

這裡想問的是，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雙修」且成就不凡的台灣，為何在新加坡面前，卻好像永遠矮了一截？

新加坡當然是個深諳外交禮節與應對之道的國家，也因此更凸顯尚達曼上述發言的不尋常之處。尤其在台星關係生變傳聞不斷，雙方關係仍處於撲朔迷離的現階段，星國高層卻選擇在此時刻不顧台方顏面，公然將台灣作為星國發展的「負面教材」，不禁令人好奇，這樣的動作是否有其特殊意涵？

台灣方面的低調回應可以理解，畢竟星國在台灣向來享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說現在是台方「有求於人」(註)。外交部長楊進添3月8日公布新任駐星代表謝發達時，就強調謝就任後的首要任務，就是繼續推動兩國經貿合作，「全力促成台星經濟夥伴協議(ASTEP)」。問題在於，就算台灣人才流失是不爭事實，但真有嚴重到須被星方公然引以為戒的地步嗎？

星方這次的不友好舉動，不禁讓人想起今年2月，國防部長高華柱赴星國參觀航空展消息曝光，星方憤而派員赴國防部抗議的往事。兩者性質不同，但同樣顯得突兀，不禁令人懷疑，星方是否藉此向馬政府表達不滿？或是再次發揮靈活穿梭兩岸的外交專長，為陸方向台方傳達特定訊息？真正的答案，外界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不過對於馬政府而言，不僅應明白真相為何，更應針對問題妥擬應對之道。

註：請參閱筆者2012/02/27所著「新加坡真有這麼重要嗎？」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