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媽媽很不尋常地將近晚上11點還打我手機，劈頭就問：「最近還常上台北嗎？」我隔天正好要上去一趟，就說：「會啊，明天要上去。」她又問：「你開車嗎？...還是坐巴士？」我有點一頭霧水：「我都是坐統聯啊？...怎麼了？」媽媽說：「我昨晚夢到你車禍。」「然後呢？」「你死了。」

我啞然失笑：「妳也相信這一套啊？」因為媽媽是個...「標準」，嗯，還是「正統」的基督徒，所以應該不會相信有預知夢這種玩意。（說來頗怪，彼得曾說解夢也是聖靈的能力之一，先不管這個了）「不是相信。神要讓你發生甚麼意外都憑祂的意思，重要的是你要趕快回頭，趁還有命的時候趕快回頭。要不然死了就沒機會了。」

再也沒有比兩種不同狀態的靈魂的溝通更困難的事了。

我本以為這幾年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擺脫了媽媽這種精神追殺，看來錯了。說真的，我實在很不想回家過年。每年過年都是我必須跟媽媽相處超過三天以上的日子，這會讓我瘋掉。這樣子說好像很不孝，但這種局面實非我願。有一年，媽媽看著我的眼神像是在看著某種髒東西一樣。她真的覺得我是髒的。我那幾年回家都是坐火車，回到家身上還是有一種車廂的冷氣味（我那陣子在車站光聞人的味道，就知道他們剛搭乘的是自強號、莒光號還是復興號），媽媽就說我很臭。我想，這種氣味不如說是她投射出來的。對她來說，我很污穢。

我媽媽其實是擔心她自己，只是她不能乾脆地承認。她認為既然是她當初帶我進教會受洗，就有責任顧全我的信仰。我媽媽不知道從哪邊聽來的說法，讓她覺得如果我犯罪了，她會受連累不能上天堂。不能上天堂對她來說就是下地獄，所以她當然很焦慮。去年過年，我就直接這樣跟她講明，她居然也坦白地令人傻眼，把之前的偽裝之詞都剝離地乾乾淨淨：「對啊！如果今天神告訴我說我不會因為你的連累而下地獄，我才懶得理你。」這輩子還要聽到如此經典的對白，我看很難了。我的反應也很絕，我用一種溫和的語氣安慰她說：「妳放心，我跟妳保證，神絕對不會因為我的緣故而不讓妳上天堂。」她聽了竟然鬆一口氣：「這可是你自己說的。聽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我安撫了她，但心裡想著：「神對妳要不要連帶處分，這哪是我一句話說了就算的？」這是我做過最荒謬的事之一，一個非信仰者的信口開河居然可以幫一個信徒解除恐懼。

我後來用她從來沒見識過的緩和語氣，問了她一個恐怕這輩子從來沒想過的問題：「妳信了主之後，有比較快樂嗎？」

她遲疑了，雖然只有短短幾秒，但那個空檔已說明了一切。她回答：「我只知道要拼命抓著這個神不放，不然就很悽慘了。」

對我來說，她的心智比較像是我的女兒，但她是我媽媽。我媽媽把新教的精神狀態活出極致，活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得救，僅此而已。此生只不過是手段，在短短幾十年中的考試中要見真章，結局要嘛就是上天堂與上帝同在直到永遠，要嘛就是下地獄受到永無止盡的烈火燒烤。對了，補充一點前提，就是活著的時候要怎麼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得救？抱歉，這完全只能靠上帝有沒有憐憫你而讓你知道。這麼重要的事情只能全憑恩典，這又是新教另一種精神特徵。

我在媽媽身上看不到基督徒的喜樂，而只有看到她對地獄之火的恐懼。這在我原屬教會的信徒中比起其他教會來得嚴重，而媽媽又是我在教會中看過最嚴重的一個。當然，她今天把這種焦慮全推到我身上，她說就是因為我的緣故，她才無法像一般信徒那麼心無掛礙地喜樂著。她硬要給我這個軛。她甚至求過我回教會，理由是為了不再讓她操煩。我又一次以哲學的辯論來安慰她：「我會不會下地獄還是個未知數，搞不好上帝會大發慈悲判我上天堂也說不定，所以目前用不著替我操心。而等到末日審判的時候，萬一妳上天堂，我下地獄，因為在天堂中是沒有悲傷的，所以到時候妳也不會替我難過了。總之根本不用替我操心。」這又回到問題的原點，她實際上怕的是自己不能得救。

她有一次被瓦斯爐的火燙到後頗有啟發，想說這電光火石的灼傷就那麼痛了，那種永罰的燃燒還得了？我在大二的時候讀了喬艾斯的«年輕藝術家的肖像»，Stephen Dedalus的媽媽深深陷在「地獄佈道」的那種恐懼，簡直就是跟我媽媽同一個版本。母親的恐懼是會感染給兒子的，Stephen和我都是。Stephen後來找到自己的出路，而我當時還沒有，罪惡感很深，甚至開始學會說謊。大學團契的契友都會注意我有沒有守安息日，我都說我回家了，而媽媽的監督我也得用一番說詞搪塞，開始對兩邊的人說謊。

有人會說，關於地獄種種，信的就會怕，不信的就不會怕，話是沒錯。但是信念這種東西有時候會處在猶疑不定的弔詭狀態，比方說即使不信也會害怕。我們用巴斯卡的賭博比喻來說，要賭地獄存不存在，畢竟還會有一絲絲的忐忑惶恐，除非我認為根本沒有賭局這一回事，我才免於恐懼。發生在我身上的這種模糊狀態持續了好幾年，那是很痛苦的精神危機。那幾年我沒有精神上可交談的對象，常常晚上溜出學生宿舍，口袋裡一本湯瑪斯˙曼或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吃著鍋燒意麵，想著地獄是不是因為我不想相信就不會存在的問題，還有「不相信」跟「不想相信」有沒有差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