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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05 02:45:38瀏覽3214｜回應22｜推薦13 | |
| 感谢碧潭兄的留言与指教。碧潭兄的留言全文，以及小弟有关“1949意义”的说法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看到：http://blog.udn.com/cool17909/3456656 我觉得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社会的分析和理解始终是带有文学家思维。这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逻辑思维与人文思维有很大的不同。 表面上，两者对于尊重人性与人的自由同样怀抱热情与理想。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看待社会的时候常常是从感性出发而终止于感性。常常在微观上可以有非常煽情的叙述能力却没有办法在理性与宏观上解释原因与理解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换言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还是一群“讲故事”的人，并且以为社会的一切就是可以依靠“讲故事”的办法得到解释。并且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讲故事”常常是非常感性而随意，非常注意修辞与道德感的渲染。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故事”中一定有一个好人和一些坏人，并且是好人被坏人欺负与杀害，最后的结论必然是痛骂坏人的可恨并感叹我们的社会“毫无进步”。但是这个微观的局部与宏观的全体之间的递归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简单联系？我们在这个微观的“故事”中留下的印象是否可以必然的得到后面的宏观的价值判断？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痛骂坏人”之后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办”和“为什么”？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但是事实的真实面与背后的逻辑面常常是被忽略的或者是被“文学的省略”的。龙应台的文章就是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个举例，碧潭兄可以看看泥土老哥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談打書中的所見》一文的“其二、由一個例子看龍著的「文學悲情」”部分（注一）。我认为这个描述非常典型的表明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讲故事”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视线常常是集中在非常微观的具体事件或者人物上（很多时候，这样的事件与人物只是且仅仅有关于知识份子本身），而这些微观事件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背后隐含的意义常常是被过于简单化或者片面化的被强调：结论是跳跃的，逻辑是松散的，事实是被“文学修饰”的。这样的“故事”其中很多逻辑是出于主观与基于偏好的，或者说是先有结论，再来“讲故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求真（实事求是）而满足于道德批判！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只有价值判断与“结论”而没有逻辑与专业！ 我们在看中国自由主义文人反思文革或者攻击毛的时候，类似的“龙应台的文章”比比皆是。他们批判中共与认识社会常常是在万里之外的一个街道居委会开始，然后行走到隔壁的立交桥上结束。然后，他们就可以宣称对于“北京”与“中国”的一切他们都很清楚，并且包括“中南海的权力斗争”内幕在内。 碧潭兄说：“對于建國以后的經濟建設。前十年的輝煌成就，離不開蘇聯的大力援助，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00多個項目，幾乎全部是蘇聯援建的”，这是事实。 但是碧潭兄这样说的意义是怎样的呢？从文学逻辑上看这句论述无非就是隐含了一个道德或者价值判断：中共与毛在中国前面十年的经济建设中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且不免有贪天功为己有之嫌（这个逻辑引申下完全的可以推而广之。实际上很多民运直接的否定了全部的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这个“離不開蘇聯的大力援助”的事实与碧潭兄得到的价值判断之间是否存在充分必要的逻辑联系？离开了中共与毛的作用，“蘇聯的大力援助”是否存在或者可否取得这样的成就，碧潭兄论证过吗？假定，离开了中共与毛的作用，还是基本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那么碧潭兄的价值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个倒推不成立，那么碧潭兄的价值判断的意义又在哪里？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科学家与政府官员的刻苦学习与高效率的建设，连苏联专家都感佩不已，碧潭兄怎么可以用“離不開蘇聯的大力援助”一句话就隐含了低估与消弭的意思呢？中共土地改革，扫盲，安定全局，消除战乱，赢得朝鲜战争与确保国家安全的努力，对于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所起到的作用是否可以被认为无关紧要呢？显然，碧潭兄只是下了一个“结论”而没有论证。 再比如碧潭兄说“相信其中很多人后來都經歷了一個報國夢幻滅的過程”，这个是一个对事件的结论判断。由这个判断可以自然的，非常有暗示性的得到一个价值或者道德判断：中共建立的新中国是不值得奉献的，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是后悔并上当了的。但是，碧潭兄做出这个价值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充分合理？这个价值判断是只能成立于个案还是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意义？中国人民与知识阶层是否果然的对于新中国绝望而希望回到1949年之前？他们的“报国梦”是否真实的破灭了呢？他们是否真的后悔了呢？他们是报国还是报中共？事实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答案从来没有“充分合理”过，而只是满足于“故事会”。 然而现实总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很容易得到观察。事实是大量的知识份子与人民的梦想不但没有幻灭，而是一直是存在并燃烧着，包括被政治冲击的很多人。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比如钱老，比如邓小平。而国家的进步与独立也没有辜负这些人的努力，他们的付出是有巨大成就的，而国家发展的本身显然慰藉了他们的牺牲与奉献。这些事实是可以被“報國夢幻滅”一言而带过的吗？我还可以用中国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自身的存在本身来证明，中国人对于把中国建设的更加美好与强大的梦想与奋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奇妙是自由知识份子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把攻击中共与主张个人自由剥离出了“报国梦”的范围却不可避免的最后依然回归到国家与权力的层面上。他们自认为中共不等于中国，却又把反对中共看做“报国梦”的幻灭（也就是说把中共等同于中国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他们自认为“报国”是虚无的，却最后支持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这样的错乱不好笑吗？ 我相信也许存在碧潭兄说的那种幻灭了的人，但是他们的存在是否可以自然的证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希望证明的那些价值判断？局部的结论可以自然而然的，无需充分证明的代表全局吗？碧潭兄读过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吗》一文。假定，几千年来的中国人的报国梦没有幻灭，那么今天中国人的报国梦反而幻灭了岂非是个人间奇迹？！如果只是一小部分人确实的后悔并幻灭了，那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特别的强调并渲染他们的意图与道理何在？难道不是试图用局部偷换整体吗？或者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是如何进入他人的潜意识并切实的证明那些被政治伤害的人果然的是“幻灭”了的呢？这样的“读心术”怎么不拿出继续的展示一二呢？特别是针对胡锦涛。显然，这难道不是再次用一个“或然”的简单结论当做一个“必然”的事实看等待，然后在这个虚幻的基础上直接的得出结论吗？就像碧潭兄在描述这个“幻灭”的时候用的是“我相信”。“我相信”可以拿来对于一个社会与时代做出科学而公正的价值判断吗？ 关于苏联的威胁，珍宝岛的事情，上山下乡，文革等等是“毛泽东个人”带来的这个结论我不想评论，因为碧潭兄还是老一套：只有价值判断与“结论”，没有事实论述与充分证明。如果这个“结论”本身就是问题重重而有待论证的，那么基于它的一切价值判断还有讨论的必要与存在的合理性吗？毛泽东一个人带来了所有问题？呵呵，天啊，历史不是这样单纯的！ 关于中国工业化浪潮的问题，碧潭兄再次的展现了只有“结论”而无需专业背景与不需证明的中国自由主义文人的风采。碧潭兄知道苏联援建了一百多套工业项目，并且碧潭兄知道前面三十年中国的工业体系是从无到有的具备了系统的构建，这样的事实对于中国不是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与壮大又是什么？碧潭兄请解释与论证何谓工业化浪潮与工业体系。并且请论证中国近年来的进步与前面建立的工业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何中国可以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我这里还必须说明下，碧潭兄显然没有看清小弟的有关“1949”的文字。我并没有说中国的一切成绩都是前三十年取得并完成的，并且我并没有说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了。我只是说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中国真正的工业化浪潮是开始于1949年。我将在未来某个时间论述下中国工业化的问题。 我必须指出，碧潭兄对小弟的核心意思并未理解，我并不将中共看做一个在未来必须当然的存在，而满足于写段歌颂中共的文字。我的主要意思是“1949”这个历史意义是自夏建立，秦统一之后的中国历史的第三次彻底的革新。我们知道，夏朝可以灭亡，但是中国由部落联盟进而成为了一个奴隶制国家，这是中国的开始。这个可以叫做第一中国，这是脱胎换骨。秦朝可以速亡，但是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时代并稳定存在了三千年。这个是第二中国，这是脱胎换骨。显然，中共在1949年的成功开起了中国构建第三中国的序幕。这个第三中国的含义就是现代化。而我们现在依然走在实现这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而远远没有完成。但是显然，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的不同于过去的中国了，正如夏朝一旦建立中国就完全的不同于过去。这是历史的开始，是“新”中国，这就是脱胎换骨！（“1949”与“统一”为何是脱胎换骨我的文章已经论述了理由，碧潭兄需要再次阅读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1949年”得以真正启动后，未来的路线并不会因为中共本身的存在与否而有根本的反复了。中国自由主义文人常常满足于在现实中发现“第二中国”留下的影子与文化心理遗存，却对中国整体的根本性变革与现在进行时的历史意义不愿，不敢，不能理解与故意无视。确实，中国现在存在着碧潭兄说的“传统专制”的某些要素，特别是在文化心理上。但是，我们在一个大历史的高度看待这一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不过是过去历史在现实中的投影。正如周朝末年中国出现封建化要素，直到汉朝稳定“秦制”花费了近三百年。我们在现代化进程的路上发现大量的过去的遗存有何奇怪？我们构建现代化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的努力不是很符和“历史的逻辑”吗？我们知道存在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未来已经不同。我们知道传统与现代是两种流动不停、互相渗透的状态。传统社会中包含了现代的潜势，现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这才是大历史的观点与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与对现实未来的理解，而不是单单的“故事会”与“十日谈”。 其实，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从根底上来说恰恰是中国最为传统的一部分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思维模式-----“以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特点。他们如此地受传统的影响，以至于成了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传统主义者”。 我们知道全盘西化的最强烈支持者常常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集大成者，无论是左翼或者右翼都是如此（鲁迅与胡适是典型）。他们一方面接连不断地发表激进的全盘性反传统的言论，同时却耐人寻味地从知识的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这二者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他们的思维方式表面上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思维还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与儒家的那一套。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整体的思维方式与联系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思考社会常常是一元的，把一切看做一个有机的联系与整体，从任何一个局部都可以推广到整体（天人合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意图借着思想文化的改造来解决问题，意图用一种“启蒙”来拯救中国的想法无不充满了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的，一元论和治论思想模式的影响。它涉及到两个基本的理论预设：一，必须把过去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视为一个整体；二，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予以否定或者支持。但是他们的误区或者盲点在于他们把中国当作一个消极被动的、充满惰性的物体，忽略了中国的内部活力和复杂内涵。他们与西方学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学者关注于“物质”，典型是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的其他自由主义流派）。在社会文化领域，西方其实是在文化中强调传统与神圣权威的（“奇里斯玛”理论是个典型）。西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很少意图通过“打倒某个历史与历史人物”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中国人关注的是“人心，人性”，并特别在意世界观的改造，并用这样的办法来管理或者改造社会。其实毛泽东的存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的革命是唯物主义的，但是毛发动文革的时候恰恰的是回归到了一种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型下：意图通过对人思想的教育与教化来迅速的提升与改造中国。文革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哲学毫不相关。今日的很多寻求民主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同样是如此，比如柏杨。以及那些在网上不倦的希望“启蒙”的所谓“批评者”与“精英”。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文人的水平比之前辈实在是差太多了！ 今日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自认是西方文化的追随者和学习者。但是当他们由一个“故事”出发，从而不假思索的论断一个社会整体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依然还是传统中国人，无论他们打扮的多么“西方”。他们的论述语言常常是“因为某某案件，所以我们几十年来毫无建树”；“因为某某袭击警察，所以中共统治摇摇欲坠”；“因为某某做假，所以中国文化是撒谎的文化”。自然，今日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常常是“彻底的，不思索的否定与批判中共和毛”，因为他们认为必须如此中国才可以民主。这其实是中国的传统思维与“五四”以来的论述传统。 历史的逻辑真是如此吗？碧潭兄？！这个与中国所谓专制传统时代的文人的思想有何差别？中国传统上的泛道德偏好使得中国人吃这套并且驾驭的很成熟。中国传统上的有机一元论常常带来“非此及彼”的二分法。中国人要不是“万世师表”，要不就是“十恶不赦”；要不是“圣人”，要不就是“恶棍”；一个地方（文化）要不就是最好，要不就是最差（东西方比较的时候常见）。不是全部肯定，就是全部否定。肯定与否定常常也是由局部的肯定与否定开始。这样的思维带来了很多问题与悲剧，包括社会的成本。落到这个圈套里的历史人物很多啊：孔子，袁崇焕，蒋介石，.......，毛也是如此。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还可以谈“民主”“自由”与“独立”吗？就像我说的，其中极端的那部份“自由主义者”自己恰恰是专制，独裁，思想控制与暴力的忠实信奉者！ 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故事”并不高明，而且很不理性，充满了个人的情绪与预设立场，简直不堪一读。并且很多时候他们使用谎言与编造来加强他们的论述的“合理性”。实事求是的概念是没有的。典型的是那些“民运”。碧潭兄论述抗美援朝的时候使用了“洗脑”一词，这是我很不以为然的。这个其实也是先做了一种负面的价值判断再来描述一个事件，充满了暗示与定性。然而，我们在研究与探讨历史事件的时候，特别是在描述涉及多方参与的事件本身的时候，价值判断怎么可以先做出呢？如果中国的士兵是被洗脑，那么南朝鲜与美国的士兵呢？碧潭兄的论述强烈的暗示了只有中共是洗脑的，这是事实吗？中国打抗美援朝的战略价值与合理性可以被无视吗？我们军队战士的牺牲与勇敢可以被“洗脑”一言而弃吗？我们的“种族立场”可以没有吗？自由主义者没有国界是中国自由主义文人的又一种中国传统式的幻觉。 今日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表面上是民本的，民主思想的信仰者。但是实际上他们是象牙塔里的食肉者，是自以为是的精英份子，是有着传统中国士大夫清流意识的一群人。他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着底层人民的痛苦，或者自己这个阶层人士的痛苦（伤痕），借此站立在道德的高地上。但是谁是他们的听众？他们希望引起谁的注意？他们希望说给谁听？资本家？共产党？城市人？小资产阶级？美国人？自己？还是他们故事里的“主角”？他们的论述与中国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毫不相干。显然，中国人整体生活的困难与改善，中国人整体思想的保守与自由，以及这些背后的基础与原因在这些“民主精英”的“讲故事”中再次隐形和无视了。他们的文章直接投稿《读者》与《南方周末》就好，普通的老百姓的真实与国家的真实其实不在他们的心里。对比当年共产党在农村里的活动与论述模式，今日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依然还是三十年代上海的“鸳鸯蝴蝶派”！ 民国的思想自由与现在的思想自由问题，碧潭兄显然又没有分析“为什么”和“怎么办”。依然是满足于先做道德与价值判断而“否定全体”。我不打算在这里说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小弟觉得非常有必要探讨。这是我长期以来关心与考虑的问题，我有时间将试着解构一下。 啰嗦了大堆，不礼貌的地方希望碧潭兄不要见怪。很高兴有交流与碰撞。 注一：泥土兄相关段落的全文：“ 關於文學的悲情，我要舉的是龍著中關於「二二八事變」中涂光明被殺的故事，作者順手而流利地寫道：「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之後，涂光明被槍殺。」，很接近綠營人士過去的論述方式；史實真是那樣麼？寫實主義者往往有一鞭笞入裡的名言，稱「事實的發展往往比文學的想像更為曲折、深刻而動人」，正是筆者要在此請注意的問題── 那是作者真的不知道涂光明當時的身分是什麼？──那不是每一個研究過「高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研究者都應該知道的麼；他是威脅要塞安危的民軍總指揮；是否知道民軍當時不僅揚言將以火攻要塞，並已開始部署燒山‧‧‧是否知道在市議會當時市議員如何侮辱要塞司令與其部屬？此外，涂氏死後，爲日本警察賣命的台灣巡查竟宣布已經為其日籍上級報仇了‧‧‧換言之，史實應該絕非如龍女士筆下那樣，只是「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就處決的啊！ 文學者常在處理歷史問題時說文學不是歷史，文學家不須如歷史學者一樣負起考據的責任，然而，他們卻常強調歷史的真實場景而招徠廣大的讀者群，其實只是高張歷史的文學悲情，如獨派的文學大家東方白，其巨作「浪淘沙」卽是，那真也是龍女士所追求的理想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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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情隨筆｜男女話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