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其實是關於台灣青年世代集體意識的系列思考的部分整理。在此貼出，希望藉由持續交流，能開展並深化相關論述。由於內容並不完整，呈現斷片、跳躍的思緒，如果可讀性低，還請朋友們原諒。]

台灣近年社會抗爭運動頻傳，特別是「三月學運」對台灣的政局與整體社會造成深遠影響。頻頻發生的社會運動性質當然不一而足，不過，作為社會現象，其間應該仍然有某些共性。譬如說，在系列事件中主角幾乎都是青年。那麼，為什麼近年間台灣青年會頻頻進行抗爭、從事社會運動？

頻頻抗爭反映青年世代的普遍不滿，既不滿個人的生活狀態，也不滿台灣的內外處境。個人生活與台灣整體處境當然互相糾纏，抱怨也兼及兩個層次。但是，問題現象很可能並不僅只是一種抱怨、不滿，而有更深層的意義，青年世代的抱怨、不滿可能只是一種表象，或許還有更核心的困擾議題。那麼，我們應該如何來精準刻畫問題現象的性質？這是本文的思考主題。

台灣青年的失業率漸增，而且處於一種工作競爭日劇的情境；而且，各種生活費用漸漲，收入卻未增加，於是生活更形困難，以致讓許多青年感覺到焦慮。在這些個人生活問題之外，青年們卻又漸漸體會到，整個國家似處於一種空間迷向的狀態，很難得到適當的國家定位，不但可能因此影響到個人向外拓展的機會，也使人的認同與歸屬感陷入徬徨狀態，如果想要尋求穩定的歸屬，似乎必須大幅調整國家的自我定位，以期獲得國際的認可。

對於國家的期待，不只是希望得到適當而穩固的定位，還涉及對國家的民主化，乃至制度合理化的期許。

但是，青年們的急切期待似乎並不能快速得到回應。從而，他們開始進行各種抗爭，三月學運等集體行動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青年的不滿，反映出他們主觀所認知的應然與實然的落差。他們認知到實然的生活與國家認同上的困境；同時，他們也形成了主觀應然的看法。他們期待生活能實現公平、富裕、自由、民主與尊嚴等價值。而經濟衰退、貧富差距、政治風氣不佳、艱難的國際處境則使他們感到憤怒與挫折。在他們的主觀知覺中，應然與實然存在巨大的落差，從而，他們強烈質疑、批判、不滿或否定制度結構的合理性、正當性。

主觀認知中的應然與實然間的巨大落差，實際上已經構成一種「荒謬感」。台灣青年世代的集體意識中似乎瀰漫著這種「荒謬感」：由於認知到應然與實然的巨大落差，使人失去意義感，而陷入一種深深的迷惘或各種負面的情緒。荒謬感可能使青年世代變得冷漠，或者，試圖翻轉結構，以徹底扭轉處境。有人徘徊於兩種行動模式間，有人則依個人的進取或消極個性而有不同選擇。當然，這些集體行動或個人的消極反應，最後對台灣整體社會都會起到重大的影響，都值得關注。

本文嘗試將「荒謬感」視為一社會科學概念，指：主觀認知到存在處境之應然與實然有巨大落差，因此產生無意義感與其他負面情緒反應的狀態。存在處境可能是特定的，因為特定社會文化條件而產生的情境；也可能是指更普遍的人類永恆而普遍的存在處境。作為人，所有的人可能都處於一種普遍的應然與實然有巨大落差的處境中，存在的意義得不到任何確定的保證。從而，所有的人的存在都可能是荒謬的、無意義的。這種普遍的荒謬「處境」其實可能源於最內在的心理，並且是各種特定處境的真實根源，但往往不易被人所知覺，人們關注的是己群的特定處境。

作為台灣的人，特別是青年一代，可能又有特定的「荒謬」處境，特別是國家處境：我們是哪一國的人？中國？台灣國？我們在國際社會裡可享有哪些權利、義務？得到哪些承認？

「東方主義」的思考框架，不但可能加深台灣青年的處境荒謬感，甚且是造成許多重要處境的源頭。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說台灣是東方主義思考框架的囚徒，特別是青年世代，會因此而對西方價值與事物莫名偏執，而且，出於對傳統文化與過去歷史的否定態度甚至可能演成去中國化的態度，從而影響國家認同。與此相關的議題是民主化的浪潮。這個趨勢部分是拜東方主義思潮之賜，但過程中卻也顯現台灣社會可能缺乏直接移植西方制度的條件，致使西方民主制度在台灣因水土不服而生出諸多弊病。

此外，同樣是在東方主義思考框架下，近代西方思潮影響所及，「自由人權信念」、「公平世界信念」，乃至「幸福底線信念」都成為青年應然認知的重要背景。而在發現所認知之實然無法與此相捋之際，就瀰漫失望、挫折，甚至憤怒的氛圍。

值得深思的是，人們，特別是青年們，在追求國家定位與社會進步之際，乃至追求個人安身立命的有利情境時，或許有些陷入某種改革迷障，就是容易把直覺所認定的理想或有利的社會制度或狀態作為改革鵠的，並期待直線實現這種改革目標。當這樣的行動者達到顯著數量時，他們的行動就足以撼動社會。三月學運顯然就具有這樣改變社會狀態的性質。但是，這種撼動的長期歷史意義究竟為何，卻還有待未來檢驗。

作為東方主義思考框架的囚徒，青年人往往傾向率性地甩脫自身原有的文化傳承。乃至國族認同。對他們中的相當一些人而言，那種傳統、那種認同，幾乎帶有原罪，棄之唯恐不快。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要移植一棵大樹，是不能驟然砍斷其根，就逕行移走的。儘管移走以後如何呵護，也很難維護其生機。同樣的，台灣社會基本上是個漢人社會，以漢文化傳承與認同為主軸。如果切斷這個根，是要危及整體社會生機的。

台灣現在所做，其實與中共在中國大陸上所已經做過的，性質類似。有人說，現在的台灣在進行文革。當然，很多人不會同意這樣的說法。簡單說，他們大概認為：我們的行動何等神聖，怎麼可能會和文革性質類似？

當然，當年文革參與者其實很多人也認為文革是神聖的。只是，到了後來，神聖性漸漸退散，卻暴露出其中更多的醜惡面相。

與其拿晚近台灣的青年運動與文革來做類比，可能不如拿整個中共的近代改革運動來做類比。或許可以除去後者的殺伐行動，因為畢竟時代背景條件不同。兩者間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以青年作為運動的主要參與者；都以自由、平等、正義之名號召改革；也都對中國傳統大加撻伐。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中共的改革運動為中國帶來了什麼樣的悲慘歷程。即使除去革命所帶來的殺伐行動，當前台灣青年的改革運動又會為台灣帶來什麼呢？

台灣青年運動中，另外還有一點與中共的改革極不相同，就是台灣青年的「去中國化」傾向。中共的改革，在否定傳統的同時，卻仍然內含中國民族主義，而這也是它在慘烈悲劇性改革過程後仍然能繼續獲得正當性的根本。台灣青年的改革，則比較具有改變國族認同的性質，這會產生什麼樣的不同影響，值得玩味。思及當前兩岸關係，我對此極不樂觀。

怎麼會產生要改變國族認同的意圖呢？答案也許很複雜，卻也可能很簡單：荒謬感。認為原先台灣的中國國族認同是一種荒謬：你還想要與中國那樣的國家統一嗎？你愚不愚蠢、落不落伍？或者：你說你是中華民國，誰承認你？

好像是很荒謬。特別當我們抱著囚徒的心境看事情，事情就會顯得更荒謬。我們其實也有可能不從這樣的角度看事情，那麼，我們的處境固然困難，卻未必荒謬。處境困難可以克服，荒謬感卻是從根本處否定自我的存在意義，所以必須要重建一個新的自我，那是一個新的集體自我。

人不可以追求成為一種新的集體自我嗎？其實並非不可。就像十八世紀末的美國就是個新生事物，主張台獨的人也一直以此作為正當化的理由。

這裡真正的問題可能就像清末梁啟超的改革主張：不要激情、不要進行畢其功於一役的混合式改革。具體來說，改革民權，不要與民族改革結合。激情、混合式改革的問題可能在於：會失去立足點，會把自己逼到牆角，最後無法實現任一個目標。當然，梁啟超當年的警告後來果然成真。

台灣青年在主張民權、民生制度改革的同時，也開始推動國族認同的改變，甚至連文化傳統也要否棄。最後，很可能是連立足點都會失去。

所謂的改革者必須面對檢視自己行動背後的深沈荒謬感。它會引領朝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