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討論中，未涉及毛本人的獨裁性格問題。雖然我認為他確實也有這種性格傾向，但相對於結構作用而言，這一點的意義不大。事實上，毛的獨裁性格很可能也是中國專制傳統文化性格的一部分。而一般習於專制制度者，或許對於這種獨裁性格並不陌生，甚至也不覺得特別厭惡。如果人們普遍厭惡他的獨裁性格、抵制他的獨裁行徑，那麼，他即使有心也將無力塑造獨裁制。問題在於，很可能人們並不這麼厭惡這種性格，還可能欣然配合。即使有些人是在恐懼中勉強配合，也未必是因為厭惡獨裁，而可能只是在乎對壓力的承受問題。這裡涉及普遍的「威權人格」特質。

毛時代的獨裁體制除了與傳統文化性格可能有關，也可能與特定時代背景有關。一方面，當時一般中國人（包括人民與統治者）都並沒有真正嚐過民主制，談不上有什麼民主素養或民主文化性格，而仍然習於傳統帝王制；而且，共黨的明顯軍事勝利易使人民接受其擁有某種統治「天命」。另方面，工農群眾與部分知識階層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所迷惑。雖然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其實與中國傳統文化可說是格格不入（譬如公社共產的思想與中國傳統家族主義價值之間就南轅北轍），但是初時人們還未深入了解、體會，僅擁抱一些皮相，譬如「翻身」、「平等」與「解放」之類。

很可能，在某個階段，中國的（年輕）知識菁英並未意識到傳統文化是如何地被緊緊擁抱。他們可能覺得，只有某些特定的長者、老輩會去擁抱那過時、不合理的傳統。但事實上是，當傳統受到深沈打擊時，那些以為自己已經完全拋棄傳統文化的年輕人也覺得痛苦。不過，這恐怕不是一開始就能有的體悟。

最重要的是許多中國人其實是與毛有共同心思的。我以為這種共識其實是獨裁制形成的重要基礎。好比毛在抗日時期與其後，塑造一種印象，讓民眾認為毛是積極抗日的，而蔣是不抗日的。不論這種宣傳的訊息真實性如何，它都反映出一種集體共識：民族主義情感。這種民族主義情感並不只是展現在抗日運動，也展現在之後的「超英趕美」。恰是為了要超英趕美（應該也有要趕上蘇聯的意圖），所以才有「大煉鋼」與「人民公社」等大躍進政策。而人民雖然明知其苦，卻在一定程度上願意忍受。如果沒有這種共同情感，人民很可能更早就意識到新共產政權的問題，甚至起而反毛、反共。

民族主義情感很可能同時搭配著集體的強烈自卑感與自尊需求。因此，許多的中國人都意識到中國的落後與衰弱，而希望中國能趕上先進國家，且急於求成，甚至不惜宣稱犧牲這一代以成就下一代。結果卻造成集體的嚴重痛苦，甚至是長期的傷害。

簡單說，獨裁者之所以能獨裁，其實相當程度還是得到群眾信賴與共識，沒有這個基礎，獨裁權力就難以鞏固。但是，民眾同時卻也放棄了批判、放棄了警覺、放棄了必要時的不服從或積極抵制、反抗。這可能是獨裁制的進一步基礎。這個基礎其實不難獲得，因為廣大中國人民長期習於抱持這種依賴、疏離態度。

以上的集體心理基礎很可能可用以說明近代中國獨裁制的形成。但是，這樣的說明顯然還有不足。

二十世紀美國政治社會學者穆爾Barrington Moore, Jr.在其〈獨裁與民主的社會源起〉一書中，曾分析獨裁制與民主制的源起，他著意於農民、貴族與資產階級間的互動，認為唯有資產階級的勝利有利於民主制的興起，而貴族與農民的勝利則易導向獨裁體制。中國與俄國的共產革命均屬於農民的勝利，並因而導向獨裁體制（德、日則係貴族勝利，則走向法西斯型的獨裁制）。

穆爾的學說受到頗多的批評，不過，他認為理性的資產階級崛起有利於民主制的發展，這個說法倒頗為一般學界所接受。反之，長期遭受剝削的農民的勢力可能導向獨裁制，似也與一些近代的歷史經驗相符。

中國的確在二十世紀出現了農民勢力的興起，並產生了如上述楊繼繩所稱的獨裁體制。農民勢力的興起，其實很可能是源於西方工業產品入侵導致農村經濟崩壞，逼使底層農民走向革命。農村經濟崩壞，部分又與資本投向工業或都市服務業而減少農業投資有關。鑑於中國農民人口的廣大，農民革命的力量絕不可輕忽。但是很可能由於統計資料的欠缺與媒體對農村、農民的盲點，這個力量仍然普遍被低估。媒體盲點，部分應與資訊取得不易有關，但是也可能牽涉到忽視與反感心態。而農民自身的發聲能力低落應該也有影響。但是，錯估、低估當時農民革命的力量，或許正是國府最後失敗的原因之一。

（當然，也有一些人強調蔣介石也是獨裁政權。這可能反映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基本上仍然是個農業社會，政治發展亦受農業社會性格的影響，而與之相親和的傳統專制政治文化也還遺留未除，甚至主要菁英如蔣介石等的個性也還深染這種傳統文化性格。不過，蔣與毛的政權性質畢竟不同，一則蔣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崛起是在軍閥割據後通過北伐而成立，稍後又遇抗日戰爭。這種軍事獨裁型的體制相對而言比較只是暫時性的，且較少壟斷文化走向與意識型態的獨裁意義。）

用階級屬性來說明政治體制的可能走向，固有其啟發性與說明力，但也不免有侷限性。譬如說，它未能充分說明為什麼在近代中國農民勢力會崛起？再者，此時知識菁英的作用為何？知識菁英為什麼不能改變農民階級所引導的政治走向？

在近代的政治思想領域裡，另有一本書討論極權政治，似乎更受學界所重視，就是二十世紀德國出身、猶太裔美國籍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rendt)所著〈極權政治的起源〉。

依據鄂蘭的意思，「極權主義運動想像出一個謊言世界，與其說是滿足現實的需要，不如說是滿足了人類心靈的需要；通過純粹的想像，使失根的群眾能夠感到自在，並且免除真實生活和實際經驗對人類存在及其期望之永無止境的震撼。」換言之，極權制度需要某種意識型態，需要集體發揮某種的想像力。通過意識型態的宰制，才可能成功進行極權統治。

共產黨（包括中國共產黨）似乎的確能提供深具吸引力的意識型態內容，使群眾受到吸引。而且，青年知識份子似乎更可能受到吸引。農民們想要「翻身」，知識份子則可能追求「解放」、「平等」或其他社會理想。而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似乎提供了這些社會理想。這些「理想」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麗的口號，藉著民粹勢力而壯大，但是，相對於思想迷亂而物質上幾乎一無所有的處境，這些口號仍然能吸引許多人。

馬克思的社會理想有沒有問題呢？或者，中國共產黨或毛澤東的社會理想有沒有問題呢？恐怕不但是有問題，問題還非常嚴重，尤其是史達林與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問題更嚴峻。但是，當時的知識份子其實並無力去挑戰。理論理解上的困難使理想顯得朦朧，但是這種朦朧或許還增加其美感與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俄國革命後的初期俄共所顯示的活力及其對中國的友善姿態，以及一戰結束、簽訂凡爾賽和約過程中暴露出英法美等國對中國的不平等對待造成中國知識份子的深沈失望，使馬克思思想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對中國知識份子吸引力大增。

總之，意識型態的作用的確不可輕忽。尤其是，中國知識菁英處在國事紛亂無緒、集體思想又陷入迷霧的狀態下，更難擺脫特定意識型態的枷鎖。

在意識型態的實踐上，中國共產黨其實是遇到過困難的。包括早期都市路線與農村路線之爭，及稍後與「蘇修」間的爭議，當然也包括「大躍進」與「反冒進」之間的爭論（其間關於人民公社的爭議尤其重要）。還有，文革與反文革、如何看待八九民運…等的爭論。但是，整體而言，一般中國知識份子終究還無力提出可能替代的社會理想論述。

毛澤東藉著他個人在倒蔣過程中所累積的聲望，又憑藉他對共產主義思想的解釋與運用能力，他也就同時操控了作為統治工具的意識型態主導權。毛未必是唯一能解釋共產主義思想的中國人，但是，能超越他的思想家，在當時顯然並不多（因為多數人恐怕都如墜霧中），即使有，也由於聲望、地位懸殊，無從充分發聲，並做出相異的理論詮釋與運用。

促成近代中國獨裁制的因素中，除中國專制傳統下的文化性格、特定時代的集體心理狀態、工農階級勢力的興起與意識型態的作用之外，我還想強調我曾一再強調的傳統文化特質：缺乏形式理性的問題。我所謂「形式理性」意指：行動的抽象規則或程序具有邏輯嚴謹性與一致性。

具體來說，形式理性精神常可促進法治與科學的發展。傳統中國文化缺乏形式理性，也缺乏法治與科學。而這兩者的缺乏同樣有利於獨裁制的形成。法治如果發展，就可能發展出憲法，憲法則通常可節制君主濫權，也就較易避免獨裁制形成。科學知識則可能有利於驅除天命與宿命論等心理，從而避免形成過度依賴的性格。這也有助於避免獨裁制形成。形式理性很可能也有助於節制主觀、理性溝通，而減少無謂衝突（也因此可減少為避免衝突、失序而依賴專制、獨裁的傾向）。

獨裁制常帶來悲劇，但是會形成獨裁制，我以為主要問題應該是在整個社會結構的特質。如果光是怪罪獨裁者本人，恐怕是並沒有抓到問題的重點。一個獨裁者走了，如果結構未改，很可能再來另一個獨裁者。除非改變結構，否則獨裁悲劇恐怕難止。

最後，我再補充一點，我偏向相信毛與其他近代中國的多數重要領導者（如蔣介石）一樣，其實都抱持善意愛國的動機。如果否定他們的善意動機，可能使我們簡單認為主要問題是在於獨裁者的惡意、失德或精神疾病狀況，而使我們看不到問題的更深層：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