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院長王建煊近日公開指出：馬總統的歷史定位已經確定，那就是「無能」。

長期以來，我對王建煊存有高度的好感，但是他的這套「歷史定位說」我卻不以為然。

從我來看王建煊，我認為他是個積極、熱情、直率、道德意識強、宗教信仰虔誠（基督新教）的人。所以，我對他的總體評價是很正面的。但是，要全面評價他這個人，並不只有上述的相關特徵。他還有另外的一些面向，他是個執著、思考可能過於單純，並且過度自信的人。

他在財政部長任內，因為堅持土地增值稅依實際交易金額課稅，據說抵觸李登輝（時任總統）的政策，故辭職下台。他對權位的不戀棧，實際上讓他獲得坊間普遍好評。反之，李登輝的負面形象更使王建煊因為與李矛盾而獲得更好的形象。

但是，王建煊最受爭議的一件事倒並不是關於土地增值稅的問題，而是關於銀行開放的問題。他在任內，半年內開放增設16家銀行。其中，部分銀行開設時就已經體質不佳，最後還有幾家發生惡性淘空弊案。最著名的是中興、中華、泛亞等銀行。據說因此造成國庫二兆元的損失。但是，王建煊事後並沒有承認自己犯錯，而認為是繼任的幾位財長無能的結果。換言之，他的意思是：只要財政部好好管理，這些銀行就不會發生這種淘空的事。

我不認為王建煊是個不負責任的人，但是，我覺得他可能是個主觀性很強的人。他主觀認為他沒有錯，都是繼任財長的錯。但是，如果一開始就已經有些新銀行體質不佳，責任的歸屬恐怕並不是王建煊所主觀認為的那樣。把關不嚴的責任，他恐怕很難推卸（這背後的問題很可能是他對於自己的開放政策的過度自信）。

半年開放16家新銀行的情形，有點類似教育部開放百多所大學設立一樣，極可能造成未來的嚴重問題，多所大學可能將面對是否退場及如何退場的問題。大學退場很可能會製造大量失業，而且是一群高學歷者的失業。當然，先前的社會資源的投入，也可能形成浪費。

至於銀行，如果體質不佳，在經濟不景氣的情形下，可能要由政府替他們做出擔保，否則一旦出現信貸危機，後果將不堪想像。但是，政府要擔保多家銀行的信用，可能會再讓國庫嚴重失血。短期內，怎麼可能有16家銀行設立，而且都有充足的資金與人才？說這個審核過程完全沒有問題，我實在礙難接受。我不是說裡面有舞弊、貪污的問題，而是說，審核真的夠嚴格嗎？程序是否太過形式化？只是走個過場？

再說到土地增值稅的問題。王部長堅持依實價課徵，一般是認為那只會影響大地主的利益而符合廣大民眾的利益，所以這個政策應該是正確的。但是，這道理與最近討論股票依交易所得課稅的道理類似。抽象而言或許是合理的政策，但是，實際卻受到強烈的抵制。馬政府因為堅持課徵股票交易所得稅，也遭到強烈的批評。反對理由遠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簡單，而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提出。

之所以反對聲浪大，有時候並不完全是政策合理與否，而是多數人的心理適應問題。而適應問題背後很可能還涉及信任問題。當民眾缺乏信任時，政策就容易被質疑，甚至被反對。

重要的是，當反對聲浪強大的時候，執政者是否還應該堅持政策到底？

我認為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在一般情形下，我認為何妨從善如流。因為民心穩定與民心向背本身就是政策合理與否的重要衡量指標。失去民心或使民心失去穩定性，代價可能太高，因此，調整政策就成為合理。

但是，也有某些時候必須堅持做「對」的事，甚至必須與多數民意相對抗。好比二次大戰之前，英國首相張伯倫與德國簽署和平協議，還欣慰表示爭得數十年的和平。這時候，邱吉爾卻堅決表示反對對德採綏靖政策，他是極少數堅持反對者。而且，今天來看，我們也不會認為他應該向多數民意妥協。問題是，他當時有可能被多數人認為是搗蛋者。

歷史定位是件難事，縱使當事人已經蓋棺，也未必就能給予確定的歷史定位。王安石在〈宋史〉裡，雖然沒有直接被列入奸臣傳，但是他的主要事蹟卻都記載在奸臣傳裡，從而，他被罵了八百年，直到清末康、梁變法，才重新解釋歷史，為他的功過是非翻案。我不擬在此討論王安石變法的是非，只是要以此指出，是非功過難論。我們也都讀過唐白居易論王莽的一首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誰知」。

不說古人，就說近代中國的人物。試問，中共在大陸上曾經對老蔣進行何等嚴厲的否定性批判，但是，今天，大陸上對老蔣的歷史評價是否已經有所改變？反之，毛主席在大陸上曾經是何等神性的人物、有何等的聲望，而今天的評價是否也已經有所改變呢？

總之，要進行歷史定位，豈是容易？更何況，是單單一個人就能對事情進行歷史定位的嗎？當然，王建煊也許會說：我哪裡是一個人，馬總統的民調支持度這麼低迷，難道不是表示大家都與我見解一致嗎？

如果王院長真是這麼想，這樣的想法恐怕是太過天真了些。事情其實遠為複雜。首先，有句話說是「民意如流水，初一、十五不一樣」。試想，就在年初大選的時候，為什麼有過半的選民支持馬總統？這種投票行為是怎麼回事？是基於對他的無能的歷史定位嗎？恐怕不是。若再回到2008年大選的時候呢，所謂的民心是否更不同？

說民調結果的可參考性有限，其實有很多支持事例。好比有段時間，很多人批評馬總統是「民調治國」，民調治國為什麼不對，是不是反映民調結果的可參考性有限？那麼，又憑什麼可以拿民調支持度來進行歷史定位？

對我而言，關鍵問題在於多數對馬總統的負面評價都比較是出於一種傳統的判斷標準。王建煊學的是會計，在這方面他可能很專業。學會計的很懂得如何列出收支平衡表、損益表等，問題是政治的事並不都能用相同的損益標準來衡量。如果我們的眼光太窄，就看不到一些事情的「意義」。這種「意義」未必能化為損益表裡的數字。那些只關注經濟議題的人可能對「正義」的進步無感；對強調人際網絡的人來說，評判人的標準主要是落在你是否願意對我搏感情，至於搏感情的行徑往往會傷害普遍正義，他們對這種問題卻往往無感，甚至是反感。

對於評價標準本身所隱藏的問題，評價者很少會去注意。事實上，這種傳統的評價標準恐怕正是使許多社會陷入發展停滯的主要因素。傳統的評價標準也正是我所謂的傳統「結構」的重要部分。我雖然大體肯定王院長這個人，但是我並不認為王院長能擺脫這種傳統見解、傳統結構。

當多數人不能擺脫傳統見解的時候，也就意味著這個社會還被傳統結構所束縛。這個社會要想進步就很困難。當前的台灣其實也正在這個門檻上，是否能跨越並進入新境界，還不得而知。但是，我們至少應該嘗試調整我們的思維，也試著用不同的眼光重新評價我們所見的一切。

我不打算責備王院長，但是我們必須超越他，超越他的眼光與評價。至於對馬總統的歷史定位，且請大家再多等一段時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