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文中提到尼采，提到他關於「上帝已死」的論述。有網友追問相關的問題。我很想好好做個回應，但是卻又不知道該如何回應。

問題牽涉到上帝是否已死，或是否存在，顯然已經超過我的能力。我會感覺害怕，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資格再往前探索？有沒有能力？該不該？我不知道。下面的文字，思緒紛亂，不但難有結論或答案，甚至不知道真正問題為何或該怎麼提問。這樣的文字本來直覺認為只宜作為私人間的討論，而不宜公開。不過，我一轉念還是決定公開呈現給網友們，作為一種自剖性的陳述。或許能有人提供一些啟示，能幫助我找到答案，或是讓紛雜思緒有個更清晰的脈絡。

就像佛洛伊德把人格分成三部分，不同部分的我有不同的意念與感覺。最理性的我，傾向繼續探索。但是，我也知道，一旦越界（社會裡的規範性觀念所劃定的界線），下場可能很慘。

尼采最大膽，但是命運也很悲慘。他先是精神病發，潦倒不堪，最後抑鬱而終（好像也有人說他其實並沒有精神病。姑且還是接受多數的說法）。

尼采強調強大的生命力、意志力，這種主張究竟該怎麼看待，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也不以為然。強大生命力，其實也就是強大的「本我」（尼采沒有這個概念，但據說佛洛伊德是受尼采啟發而有「本我」概念）。而我對「本我」的態度比較是批判性的。

我比較好奇的是，尼采會說「上帝已死」，是在精神錯亂的情形下才會這麼說？還是因為說了這樣的話，而受不了強大壓力，以致精神病發？或是兩者皆有？

我估計自己的精神力量只會遠比尼采衰弱，而不可能比他強旺，所以也不可能比他更能承受壓力。如果承受同等的壓力，我的下場只會更悲慘。當然，也許今天的台灣，與十九世紀的歐洲相比，基督教信仰的勢力小得多。但是，無神論終究是最沒有勢力的一群。這不是單純因為人數的多寡，而是無神論者沒有組織力量。

更重要的還不是外在力量的大小問題，不是因為如果我鮮明高舉無神論而會受到外部批判壓力的問題，而是我自己內心的衝突問題。因為我知道自己其實內心軟弱（這是我為什麼一直說人是軟弱的真正理由），無法承受無神的狀態。我自己在數次面對驚恐的情境時，最後還是得祈禱、求神。

因為我經歷過這種心理狀態，所以，我知道我終究也無法承受無神的狀態。要我鮮明地高舉無神論，我做不到。

但是，話再說回來。如果我不敢於高舉無神論，主要是因為我的膽怯，因為我的承受能力薄弱，這樣的態度是應當的嗎？人應該抱持這樣的生活態度嗎？

當我意識到可能是因為自己的深沈的怯懦、軟弱而使自己無法拋開信仰包袱時，我又開始猶疑，甚至開始生出要與之逆反的心理。

再者，理智探索的結果，也很難讓我找到神的證據。我對宇宙的粗淺理解，使我很難接受舊約聖經所描述的上帝形象，甚至很難想像任何有意志的、擬人的宇宙主宰者的形象。

不但如此，重要的是，我所體驗到的人性（包括我自己與他人），讓我對人性缺乏樂觀。而對人性的不樂觀，卻可能指向對神的否證。康德高舉「理性」與「自由意志」，但是，這些特質如何能得到保證？我們哪裡來的那種崇高理性與意志？康德在這裡，最後還是必須依賴神，必須以上帝存在作為前提公設。但是，正因為我很難在人心中看到那種崇高理性與意志，所以我反而無法推得上帝的存在。

災難、悲劇的問題（這些問題當然與人性問題是互相連結的）也是使我悲觀的根源，也是使我傾向存在主義式思考的理由。存在主義者認為人是被丟進一個荒涼世界之中，人只能在這樣的世界裡自己去尋找生命的意義。

只是，我不知道，悲觀（這是使我傾向無神的原因）是單純因為我的理智，還是因為我的特殊心理結構（病態結構？）。如果是後者，我這樣的「覺悟」，其實恰是我錯誤的開始，也可能是我誤導他人的開始。

問題是，如果我的悲觀正是一種命運，一種上帝的操弄，那就又不可理解了。上帝為什麼要讓我陷入無神論的「覺悟」？上帝不是應該引導我朝向祂嗎？如果是因為要毀滅我，而使我擁有一種病態心理結構，這又是什麼道理？如果事情果然是這樣，那麼，我也會認為，我有權否證上帝（的價值）。

康德認為，我們無從依賴純粹理性而證立或否證上帝，而只有從實踐理性中推得上帝的存在。我對前者基本同意。至於後者，我還不能充分理解，所以也無從說個完整的所以然來。我只能說，正因為我看不到人普遍擁有崇高的理性與意志，所以無從倒推上帝存在

關於無神論的議題，我沒有能力得出答案。但是，尼采的討論還是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事實上，他對當代許多的重要思想家都有很深的啟發。而我只能算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稍有領會的人。他對我的啟示是：我們要勇於跳出傳統意識結構去看事情。這樣的勇氣，其實曾經表現在耶穌的身上，以及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身上。

引伸來說，我們看中國的災難與悲劇，也要敢於跳出傳統意識結構，甚至敢於批判傳統意識結構。如果我們跳不出傳統意識結構，它所可能產生的囿限或扭曲就很難消除。我們的社會就很難脫胎換骨。脫胎換骨的嘗試，會是像文革那樣的災難嗎？還是真能帶來美好新氣象？這是另一層困惑，我同樣沒有答案。就讓我們慢慢摸索、思考吧！

尼采關於宗教與信仰的討論，倒是也激發了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關於宗教信仰社會功能的探索。只是，宗教與信仰對於人心與社會的效果，可能與尼采所說迥不相同。至少，遠比他的論述要複雜得多。這部分應該還值得多深入討論。只是，這時候我們究竟應該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進行研究與說話呢？誠懇請教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