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在前文中提到自由主義，並有所質疑，因此有網友表示不以為然之意。雖然我並不確知他的不以為然究竟是針對什麼，我還是決定嘗試把我對自由主義的想法，做較有系統的討論、呈現，以與網友們做較深入的交流。(部分文字係依舊文倉促編寫而成，疏漏甚多，還請多包涵。主要是希望早些進行交流。將持續修改。)

我以為，籠統而言，自由主義可能有三重解放意圖，一是從政府或統治者獲得解放；一是從宗教權力中解放；一是從自然法則獲得解放。但是，我以為這種解放意圖都難免面對某些困境。雖然我曾嘗試自我定位為「有濃厚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但是，我也還是想要指出自由主義的可能侷限與困境。因為問題複雜，只能分段論述，此處先從個人與政府的關係切入自由主義的議題。

自由主義有許多不同的意涵，但是其基本立場是 : 人的存在本身乃是目的；任何個人都不是任何政府、社會組織或別人的手段。易言之，個人本身是一不可化約的價值，所以每個人都具有人的尊嚴。從這個意義來看，人人是平等的。人的尊嚴蘊涵了對人的尊重，包括自尊，也賦予了個人自由的含意。個人自由則指 : 人的自主性、隱私權，與自我發展的權利，如果沒有這些個人自由，談不上對人的尊重。

總之，自由主義重視個性的發展，要把人從對集體的屈從中解放出來，從習俗、法律和權威的約束中解放出來。自由主義要保護個人不受無理的外在限制。這樣的思潮首先在西方衝垮了教會與君主的壓迫，摧毀了許多傳統封建、專制的體制。

自由主義思想是西方、也是人類文明中的一項偉大傳統。在學術界裡，自由主義更是享有崇高的聲譽。但是在摧毀專制體制的光環之外，某些特定的、特別是浪漫主義的自由主義主張也受到當代思想界的質疑。

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當然強調個人的自我實現，並反對受到任何「不合理」的限制。好比說，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就認為：市場不須任何目的性的安排，它有自身調節的機制；道德的目標和倫理的準則都不能決定市場內部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個人的自私自利是一個促進公共福利的推動力量；有理性的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政府機關的干預只會減少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而在政治方面，歷史上的自由主義的指導原則是堅定不移地限制政府的權力，以免對社會的經濟生活進行破壞的干涉。政府的功用，除了國防與維護公共秩序外，主要是執行法治之下的法律，以保障基本人權。任何政治權力均有被濫用的危險，所以限制與分立政府的權力乃為必須。所以伯克說：「國家的力量只能防止過多的惡，而很少能行積極的善。」傑佛遜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基本上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不應該去做個人能夠自己做的事。

社會學涂爾幹曾對於功利個人主義派的自由主義政策提出過深刻的質疑。他強調，社會規範是必要的前提，如其缺乏社會規範，每個個人競相追求自利的結果，不但不能推動公共福祉，反而可能導致霍布斯式的人間混戰（ all against all ）的場面。換言之，浪漫的自由主義者可能忽略了社會規範的必要性與促使其形成的力量，而素樸地期待一種自然的美好結果，卻認為政府扮演著阻撓產生美好結果的力量。

浪漫的自由主義者對於教育的主張也受到強有力的質疑。典型的浪漫派自由主義思想家代表是盧梭與創辦夏山學校的英國人尼爾（ A.S. Neill ）。他們認為，源自兒童內在的事物是最重要的發展面向，所以，經由記誦與練習學習他人的觀念與態度是無意義的，反而會壓抑了內在正向價值的自發傾向。另一位浪漫派學者霍爾 G. Stanley Hall 則說：兒童既來自上帝之手，他們不曾腐化，反之，他們例證了世界上最高的善。（教育者）應該被說服相信，沒有什麼事物比成長中的兒童的身體與靈魂更值得被愛、被尊敬、被服務。

上述對兒童的信念，事實上也就是對天賦人性的信念。基於此種樂觀信念，反對心靈改革的主張自不難被理解。不過，以皮亞傑（Piaget）與科爾柏（ L. Kohlberg ）等為首的多數教育學者並不主張過度依賴天賦人類的善性，而認為不僅是在知性面，即使是在道德的領域，也有賴於經由認知與學習而提昇其境界。

如果我們確認道德或心靈仍有提昇的空間，仍有被教育的必要，那麼，剩下的問題則是提昇的力量是否可以是來自政府或統治者。反對心靈改革者顯然傾向於對此持否定的看法。

我曾嘗試指出，政府與人民之間並不存在一種天然的道德界線。如果自由主義者對人性保持樂觀，那麼，沒有必然的理由否定政府成員的善性。如果我們確認任何人在進入政府以後都會失去其善性，那麼問題也不在個人，而在結構。我們要做的是調整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調整政府的組織結構。人民可以推翻舊政府、重建新政府，但是一個集體不可能長期沒有一個專責的管理、協調機構。一味的排斥或不信任政府，只不過使人民陷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自由主義者對於統治者或政府的不信任或甚至敵視，可能不完全是來自其理性思維的結果，也不完全是對人性的浪漫樂觀信念。某些悲劇性的歷史經驗也是促成這種敵視心理的原因，這在近代中國社會裡尤然。

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社會裡的命運大體上可說是一場悲劇，自由主義者受到左右兩派政府時而打壓、迫害，時而威脅、利誘、利用，自由主義幾乎從未能從容立足於中國的土地上。

事實上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命運在相當程度上是結構性的，換言之，不完全是來自統治者或政府的惡意。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外，從上到下，人們其實並未普遍接納自由主義的原則。與其說這是因為他們擁有較自由主義更系統、更合理的生活原則，毋寧說是因為他們已先入為主地接受了另外一套含有濃厚權威主義色彩的倫理觀念，或者因為他們正處於民族主義的激情時期。即使是社會主義的思潮也比自由主義更能得到民眾的接納，雖然這恐怕部分是出於錯誤認知與處於極度匱乏情境中人的幻覺。總之，面對著傳統權威主義、近代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力量，自由主義遂慘遭夾殺。

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的悲劇命運除了與其外在的社會環境有關外，自由主義思想與自由主義者本身亦不能說完全沒有內在的困境。自由主義者往往過於理想化，以至背離現實。有政治潔癖的自由主義者除了標舉出一個與人間對照的理想模式外，在面對一個本已扭曲的結構、已經由先入為主觀念所籠罩的混亂局面時，常難有積極的作為。自由主義者可以驕傲地宣稱，他們絕不做任何其他政治意識型態的奴隸，他們批判一切違背自由主義原則的事物。但是，反過來說，他們也不被各種政治意識型態所喜，左派右派皆然。

此外，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往往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以致於思想搖擺於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之間。有時候，他們似乎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抨擊民族主義中的法西斯成分；有時候，他們又似乎是想藉助於自由主義這劑想像中的良藥，來達到其民族主義的目標。最後，自由主義遂沈沒在民族主義的浪潮之中。當然，自由主義者也可能自己中途轉向，成為奉行國家主義或社會主義者，甚至也有人成為權勢的追逐者。

即使是某種意義擁護自由的大眾，也可能成為自由主義的埋葬者。特別是在政治剛啟蒙的時刻，人們乍然醒覺，體會到自由的可貴，但是卻很快又陷入另一種危險中。法國大革命時，因為放縱血腥、暴力手段，引致革命領導人之一的羅蘭夫人慨嘆：「自由、自由，多少的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大陸文化大革命初期時的紅衛兵似乎又再重蹈悲劇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