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社會都必然經歷過各種困難處境，而那些先進的國度往往是在困境中改革成功者，而那些發展落後的國度則是陷溺於困境中，無以自拔者。改革之所以難，因為有各種形式的阻力，包括各種善意的行動。而且，也因為可能出於主觀善意，所以阻力反而更難以移除。總之，阻礙改革的力量可能出之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其中微妙處我們未必能預見、能清楚透視。

這裡，我要說的是關於這一波批馬的風暴。在這次的風暴中，我仍然選擇站在挺馬的一方。

近一波的批馬言論內容紛雜，其中一種並不是質疑馬總統、馬政府的政策合理性，而是強調其不善於溝通、說服。我從挺馬人士的角度，對這部分的缺失著實也不易提出有力辯護，而也不免感覺困惑。

我必須先承認，我自己對事情的判斷也可能犯錯誤，包括社會心理學中「認知不諧」(cognitive dissonance)理論中所提人常可能犯的錯誤：在認知發生不諧的時候，可能扭曲對事實的認知，以維護認知的一致性。我也可能為了維護我自己一貫的認知，所以扭曲我對事實的認知，譬如，馬政府明明犯了嚴重的錯誤，我卻仍然堅持馬政府並沒有犯錯。

但是，無論如何，我至今並不認為馬政府有犯下明顯的錯誤。的確，一些政策的制訂過程似乎是出了問題，但是問題是否該片面歸咎於馬政府，卻還有可議。

以證所稅來說，我不是財稅方面的專家，但是，我大體認為：徵收證所稅較符合賦稅公平原則。如果還有問題，應該是課徵的稅率、課徵的所得下限與如何避免避稅，那主要是技術面的問題，而不是大原則、大方向的問題。

有人說，一旦開徵證所稅，台灣股市將崩盤，因為投資者將紛紛跑到香港等海外地區從事（股票）投資。

如果事情果然如此，那也許是意味著：公平賦稅在台灣是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民眾只能忍受不公平的賦稅。

但是，民眾只能忍受不公平賦稅的社會是難有進步的，菲律賓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菲律賓的大地主憑藉其勢力抗拒土地改革，所以，菲律賓就只能是個貧富差距極大的不公平社會，並且長期發展遲滯、難有進步。

徵收證所稅是朝向公平賦稅的一項改革努力。當然，改革會遇到困難、遇到阻力。

改革的阻力會以什麼形式出現？

眼前我們所見的景象就正是改革阻力的具體形式：由執政黨的國會議員聯名出面阻擋。更有意思的是，領銜的人士包括號稱挺馬最力的馬總統「親信」之一。

吳立委等人的動作絕非在反馬，他們顯然是在採用一些「技巧性」的方式來阻擋或避免馬「犯錯」。

但是，可能也正是這種善意的動作，實質上成為「改革」的阻力。

歷史的演變往往是這種複雜的社會互動過程的結果，其中的主觀善意或惡意絕不與事情的發展方向呈簡單的對應關係，阻擋事情發展的「關鍵」力量未必是出於惡意企圖，善意的行動也可能成為阻擋改革的關鍵因素。

關鍵問題可能在於看事情的高度。近看事情，往往把瑣碎的、基於特定私利的考慮的重要性放大，而卻把真正涉及普遍公平性與總體福祉的重要事情看輕、看小。從而，我們認為應然的判斷與抉擇也就可能因此而不同。阻擋改革的力量許多時候正是出於主觀善意的努力，只是他們的應然判斷與改革者的思維有出入，而且是失之毫釐，最後卻差之千里。

傳統主義的力量往往也容易使一般人不自覺地傾向維護既存模式，而在抉擇的時候做出不利於改革的應然判斷。此外，反對黨的差異立場與觀點當然也使新政策容易遭遇反對阻力。改革阻力恐怕與這些因素都有關。不過，判斷應然與否的視角高低很可能仍然是最關鍵的因素，如果高度夠了，就有可能超越黨派立場與因襲慣性，也才足以看到主觀善意可能的羈絆改革作用。

總之，愈是牽涉到普遍公平性與總體福祉事務的判斷愈是必須拉高視角，我們才能理性分辨事情的瑣碎或重要，及真正的應然判準。但是，人們常因為慣性與主觀而忽略自己的視角高度的問題。譬如所謂新政策「溝通不良」的問題，其實很可能只是瑣碎的、枝節性的問題，若能拉高視角，也許就能察覺它其實並不足以與改革所能促進的普遍公平性或總體福祉相提並論。所以，只要立委們自己改變觀點、視角，重新分辨事情的本末輕重，這些「問題」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問題。但是，如果高度不夠，就會把這些瑣碎、枝節問題給放大，以致足以構成反對改革的充分理由。

我估計，所有那些發展遲滯的社會裡都不乏一些出於「善意」或「必要意識」而阻擋改革的行動。阻礙改革的行動並不總是出於惡意，要看見改革的積極意義需要高度，但是，能達到這種高度的人卻常是少數。

台灣社會其實正在進行一場阻擋改革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絕不僅止於執政黨的國會成員，也還包括媒體與名嘴；當然，反對黨也絕不會缺席。

當許多人憤怒責罵馬政府與馬總統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沒有想到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正是在阻擋改革，而他們卻有各種其他主客觀理由來發起他們的阻擋行動。

名嘴陳揮文說得有點奇怪，他表示贊成徵收證所稅，但不表示他不批馬。至少在這件事上，我不懂有什麼必要要批馬呢？

最可能的合理說法大概是批馬不善溝通、未能先說服立委們。

許多立委也拿這一點來批馬。甚者，即使財政部門的人來了，立委們還可能會說：「不是路過就算來過」。這種話反映的還是一種人際互動上的要求：你們必須「尊重」我們。

立委們要求行政部門主動來溝通，或許並不為過。但是，若以為這是行政部門有求於國會，所以國會可以趁機擺高姿態，甚至可以阻擋改革，其實是把人民（與人民代表）的主體性拋棄了，把人民當然視為改革的被動一方、消極的客體。

也有人提出這時候提出徵收證所稅案時機不宜，因為經濟不景氣、投資意願低迷，而物價正在上漲。

但是，關於時機的考慮也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正是這個時候才更要提這樣的賦稅改革案。最近大家不是覺得貧富愈加懸殊了嗎？貧民不是愈發不能忍受與富者間的差距嗎？那為什麼不應該在這時候來進行改革呢？何況，從改革要避開選舉期這一點來考量，現在也是賦稅改革的最好時機。

當然，質疑者可能說：這樣會導致經濟景氣更加低迷。

我的看法是這個問題並沒有想像那麼嚴重。短期間或許有小幅度的影響，長期來看，很可能反而是正向的影響。總之，一套公平合理的制度才更能吸引投資。如果是靠著犧牲部分人的權益來吸引投資，長期看絕不是好辦法。再說，改革終究必須付出代價，端看我們願不願付出這個代價。而這個權衡也還是涉及看事情的高度。

對開徵證所稅的反彈，部分牽涉到民眾對近期間所發生的一些其他政府決策（如油電雙漲）的反感。人們似乎陷入一種普遍反對政府的情緒中，甚至直覺認為政府的決策都是錯誤的、都是在搞爛台灣（這是我的一位親綠親友所說）。當然，事情應非如此。

油電雙漲的決策如果有錯誤，充其量是技術面精算上的錯誤。對此，我缺乏透徹的了解。但是，長期而言。世界能源匱乏是很難避免的趨勢，對漲價趨勢終究是只能擋得一時，而無法真正避免。社會及早調適才是好的策略。把油電雙漲視為馬政府的惡政，我不認為是公平的說法。敢於決定漲價反而才是肯負責的表現。

沒錯，近來的一些重要決策似乎使民眾更陷入生活痛苦，但是，物價上漲的源頭是世界性能源供應與經濟狀態，並非源於台灣內部狀態，政府只是反映問題，而非製造問題。至若像中油、台電的「浪費」問題，既不是某一任執政政府的片面責任，也不可能藉著減少浪費而完全遏止能源價格的漲勢。民眾可能必須準備面對生活水準下降的必然。責怪政府決策並不能改變這個趨勢，反而可能更惡化問題。就好比希臘民眾不肯接受撙節開支的政策，以致現在就連執政政府都無法組成。

總之，我認為馬政府的重要決策都大體合理，執行過程或有疏失，但是責任未必應該片面歸於馬政府一方，民眾、民代也同樣有責任，除非民眾、民代下意識認為自己只是行動的客體，而非行動的主體。

實際上，不論民眾如何自覺，民眾都仍然是行動主體，只是這個主體卻可能在不自覺間扮演著阻擋改革的角色，而非主導改革的動力。民主政治中常見的「民粹」問題在最近一波批馬的輿情中再度充分展現，但是那卻未必是最合理的反應，反而可能是阻擋合理改革的重要勢力。有覺醒者當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