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台北人〉曾被譽為台灣短篇小說的冠軍，白先勇的寫作才華也早為世人肯定，他晚年推廣崑曲也為發揚中國文化盡了相當大力。

白先勇晚年寫〈父親與民國〉既是為他父親作傳，也是為民國寫史。書的意義重大，內容似乎也堪稱真實，豐富的照片也能真實反映史實，還有些資料也頗為珍貴。從書中，我們可再看見白將軍的豐功偉業與磅礡正氣。

但是，瀏覽過這部〈父親與民國〉一書，我雖然還沒有資格提出完整、精準的評論意見，卻不免有幾分遺憾，在此想先粗略提出一些批評性感想。首先，籠統地說，書雖然號稱是作者多年的苦心撰寫成果，不知道為什麼，卻讓人感覺像是一本湊集而成的報告，似乎太著墨於對作者先君功業、人格的表彰，而缺乏史詩的壯闊與史識的深沈。這樣說，也許過於苛求，但是，鑑於民國史在當前的重要意義，我這樣的期待也許並不為過。從而，就側寫民國史的視角而言，這部書似乎還有所不足，或可從以下三方面來簡論之。

一、對當事人白崇禧的個性、心態與心路歷程缺少內在的深描。

二、對蔣、白、李（宗仁）的關係，特別是關係的幾度轉折，缺少深刻分析，包括形勢分析與心理分析。

三、關於國共內戰情勢的轉折，即就軍事而言，也顯粗糙，更少其他層面的分析。

一、內在深描

白崇禧將軍作為一個中國近代重要歷史人物，生平卻又如此曲折，幾度起落，他的內心世界應該也非常豐富多彩。他當然有著勇者、智者與愛國者的性格，但是，他的內心終究不會一貫平坦、沒有起伏、沒有掙扎。特別是，他是否曾經歷一些重大抉擇？而又是否在抉擇時有所掙扎？在掙扎的那一刻，他的心理有些什麼想法、情緒？

譬如，白將軍在北伐甫成功之後就被視為叛將，還發生了所謂蔣桂戰爭與中原大戰。那時候，他心中做何感想？又曾有些什麼企圖？他對老蔣是否曾經懷恨、懷怨？有沒有過要倒蔣的念頭？或者，他想如何「導正政局」？

同樣關鍵的是1949年底，李宗仁決定赴美，而白將軍則選擇到台灣。這個抉擇，即使並不能改變歷史，卻還是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多少給了蔣所領導的國府一些正當性。而這對當時的國府而言，卻已經是無比重要的事。這個心路歷程應該也是一番痛苦掙扎，這個歷程好像也沒有特別做出深刻描寫。

而當白將軍來到台灣，當局未再賦予重任，幾乎是讓白投閒置散，白將軍的內心又做何感想？

當然，這些議題很可能至今仍然有敏感性。作者可能還是有些避諱。又或者，連作者也未必深知底蘊。如果白將軍不慣於向家人說內心事，作者也很難就此申論。我們知道，白將軍戎馬倥傯，作者能與白將軍共同生活的時日，其實也並不多，而白將軍據說平常又是個寡言嚴肅之人。然而，如果不是對敏感議題有所避諱，我以為作者應該嘗試做出推論、刻劃，讓讀者看到更豐富的故事。

二、關於蔣、白、李（宗仁）的關係

蔣、白、李之間的故事曲折，且影響民國國運深遠。對此，讀民國史的人想必都知道。在本書中，當然也觸及這些議題。但是，就像前面所說，一些關鍵的轉折卻又看不到最細緻、深刻的描寫。

譬如，北伐之後（1929年）究竟為什麼會發生「蔣桂戰爭」？我們當然可以籠統地說，是因為削籓，因為北伐後老蔣憂桂系勢力太過膨脹，而欲予以壓制。但是，我們也可以找出許多理由來證明此時發動戰爭的不智。簡單說，此時「軍閥」勢力並未完全消除，而日本又已經虎視眈眈。桂系勢力絕非老蔣最主要、最迫切的敵人。但是，蔣桂戰爭終究還是爆發了。這裡面的細節，難道不需要追究？這場恩怨雖然在抗戰時暫時拋棄，但是最終還是影響到國共對決的結果與其後中國的整體命運。

蔣桂戰爭或許暴露了老蔣的強烈個人獨佔權力的慾望，也或許有更能為老蔣辯護的正當理由。總之，不論真相為何，今天都應該深究，對歷史有個較明白、公允的交代。既不必為老蔣「賢者」諱，也不宜隱藏他人的可能陰謀、機心。如果有政局發展上的不得不然，也應該剖析明白。

行憲之後，李宗仁又為什麼要堅持競選副總統？這等於又是與老蔣槓上。接著，1949年，國府在大陸的最後一刻，白將軍與李宗仁又做了不同的抉擇，一人去美，一人來台，這又是怎麼回事？

在程思遠（白崇禧的舊屬）所寫的〈白崇禧傳〉中，倒是對這些重要問題有些描述與解釋。但是，白先勇似乎應該對程的說法有更進一步的討論、澄清。令人難解的是，白先勇倒像是避開了這些重要而又困擾人的問題。我非常好奇想知道：在白將軍的心中，老蔣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白對蔣的評斷是否也曾有多次轉折？

如果白先勇的打算是在台灣避談此事，而在其他地方另行出書呈現真相，似乎也沒道理。蔣家或國府現在已經不再有壓制相關言論的力量。現在的國府也不至於再去干涉這種討論。作者為什麼還要忌諱呢？還是說，作者認為他已經講得夠明白，只是為蔣留下一些餘地？

三、國共內戰

對民國史好奇者大有人在，尤其對於國共內戰的發展與轉折，更是人們所關注的議題。這部〈父親與民國〉對國共內戰轉折的關鍵因素也有所著墨，持論倒也平允。但是，這個問題如此重大，相關分析卻似猶不足。

書中指出，白將軍認為國共內戰國府之敗主要是軍事上的失敗；而敗因似暗示需歸因於老蔣，特別是老蔣在抗戰結束後的遣散軍隊的決策，以及在遼瀋戰役與徐蚌會戰中的一些決策、部署的錯誤。

遣散軍隊的決策使許多雜牌軍或敵後的「偽軍」紛紛倒向共軍，特別是東北的三十萬偽軍，幾乎都倒向共軍，造成重要戰事轉折。而在東北的戰場上，特別是四平街一役，老蔣在關鍵時刻下令停戰，錯失戎機，使國軍從居上風而急轉直下。另外在徐蚌會戰中，國軍60萬大軍部署成十字形，並且大軍分屬兩個指揮系統，也是重大失著。白將軍似乎認為，如果不是在軍事上有重大失敗，國府就不至於會在其他方面也失去主控權。

對此，我雖然還沒有明確的看法，但是，我偏向認為，民心向背的作用似乎被低估，中共對民眾的號召力也被低估（相對的，國府失去民心的程度也被低估）。

我曾多次討論到，中共的階級鬥爭路線可能對於上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有積極意義，至少對於居社會底層的階級有積極意義。他們的命運未必直接得到改善，卻可能獲得若干希望。而底層民眾的比例與「革命」動能可能大於一般人的想像。甚至包括老蔣、白將軍等人也都未能清楚認識到這個（革命）階級的動能。

中共之所以被國軍描述為有能力進行「人海戰術」，或許與他們能號召底層階級民眾有關。（至於他們是否完全係被迫參戰，可能會有爭議。我則偏向認為，人海戰術不可能完全依賴強迫、威逼，而可能至少含有部分志願性。）

民眾對國共兩方的差別支持，到抗戰結束之際恐怕更是達到高峰。我認為這是影響國共內戰結果的重要因素。但是，老蔣與國軍方面很可能低估或完全無視於這個差別支持的問題。老蔣甚至可能還沾沾自喜，自認為是民族英雄，深獲人民擁戴。而我猜想，正因為低估這個差別支持的作用，以致使老蔣多次做出軍事誤判，低估共軍總體戰力與情報、反間戰力，而相應做出不當決策，卒致軍事失敗。

老蔣絕非無智之人，也絕非對軍事毫無概念，但是在國共內戰中卻似乎屢屢做出不當的軍事決策，其理為何？或許，一部分還是內部權力維護的考慮，但是，再怎麼說，老蔣也不會故意要選擇大失敗的結果。所以，我認為老蔣的一些重要軍事決策之所以失當，是在有內部權力維護的顧慮下，又低估主要敵人總體實力的思考結果。而對敵人總體實力的低估，則恐與誤判民心向背有關。老蔣顯然深信國府始終是民心之所向，而實際卻未必然，尤其如果分開不同社會階級來觀察所謂民心的話，可能答案也大有不同。我大膽猜想，在抗戰後期，國府已經大失民心；而到了國共內戰後期，除了企業主外，中共可能已經獲得民心的更多支持。

當然，民眾較支持共黨而較不支持國府，是否基於理性、公允的評價、判斷，或有討論餘地。就好比現在經濟蕭條時刻，所有執政政府的民意支持度都很低迷，不論政府盡了多大的努力。這表示民眾支持態度未必公允、理性，未必是出於責任精算。但是，歷史卻是無情的。低支持度就是低支持度。它可能就這樣決定了歷史的演展。怨嘆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國府抗戰，幾乎耗盡實力，並且暴露出國府諸多的弊端與惡形惡狀（這些缺點或者是絕大多數統治群都會顯露的缺點），並因此大幅消耗掉人民的信用度與支持度。

白先勇似乎並沒有做出上述的分析。他不是社會學者或政治學者。他的社會科學訓練不足，可能使他無法深入分析這些問題。當然，這樣評論本書作者，或許太大膽，也太主觀。不過，這是我目前的真實感覺。

如果我的上述分析觀點不算離譜，那麼，白先勇純粹依循其父的觀點來討論國共內戰的結果，就可能有所偏失。這個偏失意義也很重大。兩岸之間，所有華人之間，因為當年的恩恩怨怨，心結持續難解。好比據我所知，直到今天，知名歷史學者余英時先生還不願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他的反共理念執著，而且因為他的學術地位，更有象徵意義。反之，卻也有許多（大陸）人則是在中共的宣導下，又以完全否定的認知態度來看老蔣與國府。這對於兩岸及所有華人間欲達成大和解的目的相違。欲達成大和解，必須有超越而包容的觀點，對歷史有超越性的解讀。白先勇的書似乎未能產生這樣的作用。所以，儘管書可能寫得相當成功，我卻仍覺得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