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F君在網上貼出鄧小平資深翻譯張維為的大作「中國觸動全球」一文。我還未能拜讀完畢，但是想先簡單提出一些回應想法。之所以急於表達我的想法，部分是因為怕要等全文讀完，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恐也失去文章的參考脈絡，變成不知所云。

我認為，F君會貼出此文，部分是要繼續關於民主化的討論議題。而他是站在質疑或反對民主化的立場。而張文的主旨中似乎也包含了對民主化的強烈質疑。

對於張文，我有一定程度的同意，對他的論述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此處我主要還是要提出對他較不以為然的意見。

一、迷亂危機

首先，張文中曾引用法國社會學先驅涂爾幹的概念：機械連帶與有機連帶。他認為，中國已經從機械連帶（他解釋為縱的連結）走向有機連帶（橫的連結），而認為這是一種質的飛躍。

但是，他沒有提到涂爾幹與前述概念相關的另一個重要的概念，叫做anomie（可譯為「迷亂」或「脫序」）。所謂anomie，指在社會從機械連帶（傳統同質性強的社會團結）向有機連帶（現代分工互賴的社會團結）轉變的過程中，舊規範與舊秩序喪失，而新規範與新秩序未立，這時候社會可能陷入迷亂、脫序的危機中。

近百年的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可說就是處於這種迷亂的狀態中，並且因此痛苦不堪，內戰與外患頻仍、政治動盪、經濟衰蔽。但是，現在的中國已經走出這種迷亂的局面了嗎？還很難說。或許迷亂已近尾聲，未來將漸入佳境。那是再好不過。但是，迷亂的危機未必已經通過，它可能只是暫時稍安。請格外要注意，過去一百五十年間，中國曾數度進入稍安的狀態，包括清末自強運動後而又尚未遇到戰爭（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等）之時，以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所謂黃金時期（老蔣執政之初）。甚至還可包括中共建政後的前七年。但是，危機還是隨時再度爆發。「迷亂」的問題終究難解。而我認為中國大陸未來恐怕還有嚴重的困難將要面對，是否能順利通過考驗，還有待觀察。

中國不是只有這三十年的歷史，也不能只看這三十年而忽略前面的漫長時間，特別是接觸西方後的漫長時間。前面的一百多年，與後面不是無關。前面的痛苦犧牲可能提供了後期發展的肥料，但是這個肥料可能耗盡。前期痛苦的最大效益可能是中國的菁英不但有強烈意願努力改革，並且願意彼此和衷共濟、共體時艱，盡量減少彼此間的利益衝突與對抗。前期痛苦的積極意義當然還不止此。容後再敘。但是，某些妥協可能隱藏著局部利益的犧牲，甚至是原則的扭曲，這種利益犧牲或原則扭曲，如果累積、擴大，就可能成為未來新的危機根源。

二、菲律賓與印度作為民主發展個案

張文中提到菲律賓，語中不免有幾分得意，認為菲律賓走美式民主，卻鬧到現在這種悽慘窘境。由此，或可對照出中國路線的優越。

我認為菲律賓的主要問題可分三重。第一，菲律賓曾經長期被西方殖民。被殖民本身就是一個極為不幸的處境。這種不幸有多方面的意義。其中最易被意識到的部分當然是資源被剝奪。因為資源被剝奪，所以困苦，並且難以獲得後續發展的較佳條件。

關於殖民之弊，一個很有名的案例是非洲的剛果。二十世紀初，比利時國王利物蒲二世(Leopold II)私人擁有Congo Free State，並將該國的象牙與橡膠等資源攫取一空，甚至導致數百萬人的喪生，最後留下一窮二白、政治暴虐又動盪的剛果民主共和國。

殖民之弊尚不止此，殖民者很可能為了剝奪資源而故意豢養作為宰制與剝奪的中間人，譬如本土地主或買辦階級，由他們來代理宰制與剝奪行動。而這個結構對後面政治自主後的發展也極為不利。

菲律賓的另一個大問題是地主階級壟斷，土地兼併嚴重，多數農民卻沒有土地。這個問題相當程度是被殖民的結果，而且這個問題至今還很難解決，因為政治權力由地主階級壟斷。地主幾乎不可能自斷手腳，來完成土地改革。從而，貧富不均的問題也難以改善。階級間的仇恨則難以消弭。

第三，菲律賓的傳統文化中似乎並不重視教育，而在殖民過程中，也沒有普及教育。這不但對產業發展不利，對民主素養的培養來說，也非常不利。民主易被誤導、誤用。

以菲律賓為例，我或許會同意，在改革過程中，適時由菁英強制的方式來主導改革，效果可能更好。但是，菲律賓之所以發展遲滯，主要責任並不在民主制。民主制只是沒能達到快速改革的效果。再者，「菁英強制」究竟會帶來什麼結果，卻又難說。並不是說只要由菁英來威權統治，社會就會進步更快。許多國家採取菁英專制統治，結果是下場更悽慘。

另外，張文中也提到印度的例子，同樣是說印度未能因為民主化而獲得明顯進步。

關於印度，我認為印度長期發展遲滯的最主要問題根源是在種姓制度根深柢固。還有，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扞格、矛盾也是社會發展遲滯的部分原因。此外，長期被殖民的處境也同樣不利其後來發展。即使殖民結束後，印度走向民主化，那種民主化也應該算是殖民主義式民主，這同樣又有其他問題。殖民主義式民主與民主的其他問題有一個共通性，就是「主體」建構的問題。這個問題太複雜，將另文討論。

話說回來，印度民主化雖然並沒有使種姓制度快速消除（甚至反被種姓制度回頭來扭曲民主制），但是我仍然相信，民主化可以使種姓制度消解，只是這需要時間。時間漫長，是因為種姓制度已經歷三千年以上，早已經根深柢固。但這並不等於說民主制無益於改變種姓制度、無益於未來發展。我倒深信，民主制正是化解種姓制度的最有力機制。而其他任何強制都可能會加深種姓制度。從而，民主化會使印度緩慢地改變結構，並使印度再現生機。印度作為大國，當她生機再現時，其實力將不可小覷。中國與印度的未來相處問題應該是值得審慎關注的議題。

三、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

張文中也提到古巴，認為他們的問題在未實施市場經濟。這個說法我大體同意。

但是，中國在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的同時又採用市場經濟，這卻是很大膽的嘗試。其中問題重重。中國是否已經成功通過試煉，我認為還不知道。

張文中說：「作為一個有長期動盪歷史的超大型國家，中國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方面找到了平衡點。」但是，真的已經找到了三者的平衡點嗎？市場經濟帶來經濟發展，但是它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問題其實並未解決，而只是暫時被擱置。

這種暫時擱置為什麼好像還能行得通？我認為是因為前期左傾路線帶來太深的痛苦，人們痛定思痛，所以才願意調整路線，走向右派所主張的市場經濟。至於因此會造成什麼結構矛盾，大家暫時不去深究。知識菁英即使心中有疑問，基於過去的痛苦經驗，此時也願意向務實路線做出妥協。問題是，原則間的扞格能一直不去理會嗎？

譬如，中國大陸現在的貧富差距問題，以吉尼係數來說，0.47已經是個高危機的貧富差距水準。那可能就是中國大陸的危機所在。社會主義的理想中，「平等」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而現在走市場經濟路線，實際上是犧牲了平等理想。社會主義也強調計畫經濟，也就是說，集體的經濟活動必須是在政府的控制下進行，而不是由市場經濟來主導。

總之，現在的中共，已經背離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主張，很難說還算是社會主義路線。如果不是社會主義路線，又為什麼拿著社會主義的旗幟？這就會有統治正當性的問題。這種危機可能伴隨著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而漸漸嚴重化。特別是在地區間的貧富差距明顯的時候，它就可能為政治動盪鋪路。

我不是在強調我個人認為中共的統治缺乏正當性，而是強調中國大陸內部會對統治正當性起疑。這種疑問，或許在經濟高速進步的時候會隱沒，但是，如果經濟不能持續高速進步，統治正當性問題就可能會飆起。

四、民主與自律

張文中提到「有人認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他反駁了這種說法，強調採用西方模式鮮有成功。

採用西方民主模式不成功，其實可以不是問題。何妨採用別種模式呢？問題是有別種模式嗎？幾乎沒有。西方模式幾乎是人類唯一的民主經驗。當然可以發展非西方的模式，但是首先得要去發展、去嘗試。

我認為，仿西方民主模式之所以多不成功，有兩個主要理由。一是多數國家是經歷西方殖民後，轉向西方式的民主。這種民主化中，除了物質條件欠缺外，社會結構條件也往往不利，加之，人的內在素養也不足。事實上，西方民主非常需要嚴苛的主觀、內在的素養條件，具體說，成功的民主制必須要有高度自律習性作為條件。但是，這個條件太苛刻，可說沒有幾個社會夠條件。僅基督新教國家具備較充分的條件，而能率先展現較成功的民主。但是，即使是他們，也可能僅在某個時間較接近所需要的條件，而也未必能持續具備這種主觀條件。而其他國家更缺乏這些條件，因此民主化甚至往往帶來災難。

不過，民主化與人的主觀素養條件應該具有互為因果的關係。也就是說，素養有利於民主化，而民主化也能有利於培養素養。若不朝向民主化，自律素養也就很難形成。最後，民主始終難以實現。那也就意味著，人永遠難以成為自己的主人。人們究竟要不要做自己的主人呢？

五、中國的軟實力

張文強調中國具有軟實力。這是中國崛起的重要資本。我同意這句話。但什麼是中國的軟實力呢？我認為，所謂中國人的「軟實力」，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主義所導致的思想靈活性、豐富性與務實性。另外，中國人對教育的重視，與實際的知識水準的上升，也成為軟實力的一部分。而我還要強調另外一點：文革後，中國人痛定思痛的心理警惕與願意和衷共濟的心態。這些共同構成所謂的軟實力。這些部分，是中國的重要資產。我會特別呼籲，獨派不要忽視中國的這種軟實力。

但是，話說回來，我們要問：中國的軟實力為什麼在之前卻遲遲難以展現？這又是個大哉問的問題。我只簡單說，那恰恰是因為長期的專制，使中國人民難以開展主體的心理創造力量。這三十年來的發展、進步，是中國人民終於從政治桎梏中稍稍解脫，讓主體的心理創造力量得以展現所得到的成果。而政治桎梏的根源，就是長期的不民主。

中國人的軟實力，要繼續得到開展，民主化終將是必須的一環。管它是不是西方的民主，重要的是，人民要不要讓人的主體性繼續得到更合理的開展，讓人民做自己思想、感情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