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太子黨的問題近年受到輿論矚目。我也想來談談這個現象。

我討論中共太子黨的現象，不是有意要找大陸的碴，而是想把這個現象作為切入點，去尋找問題的性質與根源。

前南斯拉夫副總理吉拉斯曾有一本書「新階級」，早就說到共產黨的革命目的本來是要消除階級對立、階級剝削，但是共產黨卻自成新階級，扮演特權、剝削者的角色。

共產黨作為新的特權階級，而其子弟又繼承父輩的階級特權，這就與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宗旨相距更遠了。但是，目前看來，中共太子黨的這種發展勢頭，似乎還難以阻遏。

中共太子黨的形成，其實也有其順理成章的一面。

我是相信智能遺傳效果的。父輩的智能，很有可能通過遺傳而傳遞給下一代。加之，通過家庭文化薰陶效果，下一代也可能比別的人學得更多關於政治領導的知識、技能。其中有些東西是一種潛在的形式，不是在學校裡、書本裡可以學到的。太子黨們卻因為家學淵源，能夠學得。

在社會學裡，提到所謂「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等概念，強調這些特質對於學習、就業有極大的作用。統治階級往往能提高其子弟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當然也包括經濟資本），使其子弟獲得較高的成就。這種趨勢，在任何社會裡都會發生。

所以，中共太子黨們容易出頭，能再度成為領導階層，並不奇怪。

但是，事情畢竟還是也有不合理的部分。未必太子黨裡的每一位都很優秀。有些人不但不優秀，還完全是惡棍或痞子一流。就像「我的父親是李剛」那句話，就擺明了有些太子黨（這是廣義的太子黨）簡直就欺人太甚。遇到這種欺人太甚的太子黨，難免激起民怨。

民怨未必只針對這種欺人太甚的惡棍型太子黨。即使是像重慶市長薄熙來，一口氣起訴上千名地方官員，難免也會得罪別人，同樣也可能會激起某種民怨。

再說，即使不是像薄熙來這種因為想有積極作為而得罪人的行徑，即使只是安安份份做著平實的官，甚至未必是官，只是享有較為殷實的生活，也未必就能完全免於民怨。畢竟，其他人還是可能會心中覺得不平：為什麼你就有這種機會？為什麼我就沒有？

只要有階級差別，人心就有不平，就會有民怨。就此而言，太子黨會激起民怨，又是不可免的事。只是民怨積累也有時間性。未必立即就會有爆炸性的對立、衝突，但是，隨著時間，民怨很可能會逐漸升高。除非中共能採取有效的措施來遏止太子黨的形成、膨脹，並節制他們的行為，禁止他們欺負一般民眾。

要遏止太子黨的形成、膨脹，並節制他們的行為，其實很不容易。即使最高領導層有此決心，也未必能成事。因為問題主要是在結構層面。

我常強調問題的結構層面因素，也常被人嗤之以鼻，認為我是在為主事者開脫。但是，我仍然堅持我們應該偏重結構層面的討論。個別領導人的善意、惡意或意志力，通常不是問題最關鍵的部分。他們通常被過度歸責，這對真正的問題解決並沒有什麼好處。

我認為中共太子黨的現象，與權力資源的稀少、集中與欠缺制衡有密切關係。這是最值得檢討的結構層面的因素。

權力集中的一個副作用是使經濟資源集中，中共官方所能掌控的經濟資源也特別龐大。這固然使政府施政資源豐富，但是，這也使得資源浪費的可能性增加、甚至使貪污的可能性增加。當然，也可能使做官變成特別有利可圖，也使大家樂於做官。

經濟資源集中的現象最後難免會導致貧富差距加大。台灣這些年的貧富差距雖然有加大的情形，但還是比大陸要好。2010年，台灣的吉尼係數是0.339，大陸是0.469。一般而言，吉尼係數大於0.4，就表示貧富差距進入危機狀態。如果台灣的貧富差距已經造成社會不平，大陸的貧富差距問題更是個必須關注的議題。

如果權力資源能夠更分散，經濟資源也就會更分散，有權力與無權力者間的利益差異也會相對減少，而權力搶奪的現象也可能相對緩和。從而，既得權力者也比較不必、不願、不能將權力交由子弟繼承。

要使權力資源分散，概念上最簡單的途徑就是民主化與分工化。社會上如果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行業、職業，每個行、職業都可享有自己在特定領域裡的一定權力與地位，總之，權力資源如果不那麼集中，它就不會那麼具有壓迫性，也不會那麼吸引人。

民主化當然也使得權力趨於分散。民主化與分工化具有互相支援的作用。而民主化特別能通過制衡而使因為權力集中所帶來的弊病得以化解。

通過民主化與分工化，使權力分散，並使權力得以制衡，這是我所說的「結構面」的作用。如果在結構面上能有這樣的改變，個別領導者就不必那麼辛苦而徒勞地去壓制太子黨。

民主化有許多的問題，制衡作用其實也是它問題的一面。因為制衡未必得宜，並可能拖累行政、建設效率。而從不同觀點看，制衡作用的正面意義也往往被特定觀點的人視為負面。

但是，民主制衡的作用可以扭轉不當的政商關係。中國大陸目前的政商關係顯然是問題重重。政管商，商賄政，彼此勾結，形成綿密的社會關係網，而太子黨則在其中如魚得水。卻讓大眾權益與總體的建設效能流失。

台灣未必沒有政商勾結的弊端，但是，程度與普遍性應該小得多。好比阿扁以總統之尊，能查到的貪污金額也不過是十幾億台幣。這次僅一個山東省副省長的貪污案，據傳貪污金額就達到90億美金，即使打個十一折扣，金額也是驚人。

我並不懷疑大陸領導人要打貪、除弊的決心與嚴峻手法，但是，現存的權力結構使問題嚴重，而打貪、除弊往往又投鼠忌器。特別是當官商勾結與官官相護形成了一個綿密而龐大的關係網時，打貪就會倍加困難。

民主制衡使上述的關係網較不易形成，而且每個人都會成為潛在的監督者。這使得貪腐容易現形、容易遏阻。

中共太子黨的問題，必須通過民主制衡的途徑，才能得到結構性的與實質性的解決。而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解決，民怨必然累積，並成為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危機，也成為整個大陸社會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