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1/11/04 00:32:40瀏覽403｜回應0｜推薦4 | |
| 中國時報 今日（11/2）登載羅元泓〈老宋報到日 藍軍焦慮時〉一文，文末說到：「馬英九要在艱困的選局當中「力挽狂瀾」，唯有把政績做出來，讓民眾普遍有感，而不是拘泥在冰冷的數據之下。」 這話乍聽大體並無不妥，但是，我還是認為其中隱含著一些可爭議的思維。 「冰冷的數據」究竟可不可信賴(trustworthy)？嚴格說來，我認為並沒有答案。雖然有些數據的確會誤導視聽。但是，也有些數據卻又能超越主觀，引導客觀認識。 這裡，至少有兩點需要講究。首先是數據產生的方式。我們如果要設計一個效度(validity)高的測量工具(也就是說所列出的經驗指標及其運算方式最後確能測量到真正想要測量的那個抽象概念)，需要針對測量工具的信度(reliability，大體是指測量工具的穩定性與精確性)與內容效度（是否包含全部應該包含的意義域domains of meaning）、建構效度（有充分的區辨力與趨同性）或效標效度（能與類似的測量工具的測量結果相近似），以及外部效度（有可概推性）。能把這些該講究的面向都做到相當程度（不太可能完善），那麼，這樣的數據即使冰冷，與人們的主觀感覺有相當出入，卻應該有良好的可信賴度。反之，測量工具如果沒有照這些程序進行，數據的可信賴度就較為可疑。 但是，另一方面要檢討的，未必是測量工具本身，反而是人們的感覺。 人的感覺永遠是主觀的。只是，主觀性本身還有很廣闊的空間，其中，有些主觀較近於客觀，或是力求客觀，有些則可能遠離客觀。有些人意識到自己的主觀傾向，而有些人則否。有些人願意傾聽外界的、甚至是異己者的聲音，有些人卻完全聽不進、看不見。而在面對「冰冷的數據」時，也有些人高度拒斥，而有些人則願意去檢視。 我們究竟是該相信主觀感覺多些，還是相信數據多些？ 這同樣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或者說，必須個案處理，無法籠統交代。有時候，主觀感覺的確比數據更近真實、效度更高。尤其對我們自身的狀況，我們的主觀感覺很可能比數據更值得信賴。 但是，如果是要評價廣泛的社會現象，譬如要評價政府的整體施政績效，這時候，個別人的主觀感覺的可信賴度，就很可能是不足的，而需要依賴數據。當然，就如前面所述，數據的效度也必須要有講究，有些數據的可信賴度較高，有些則否。 哪些數據較具有高效度？這問題也不好回答。不過，在此處的具體網路討論中，例如瑞士所提出的IMD、WEF等競爭力評比，以及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簡稱BERI)歷年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由於長期享譽國際，在我們沒有更多參考依據的時刻，或許就是我們比較可信賴的數據。 我們個人的主觀感覺，受到至少三方面的限制，因此在做總體評價的時候可信賴度較低。一方面是我們個人的經驗侷限性，我們所見、所聞範圍有限，有些事情雖然發生，我們卻渾然不知，所以不可能在評價中納入考慮。再者，有些事的總體影響力極大，相對的，另外一些事的總體影響力則較小，我們在未經深入研究的時候，不具有客觀評比的能力，我們個人可能偏重某些事，而這些事的總體影響力卻未必較大。也就是說，我們的評價可能在事情的比重上有所偏。 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會先入為主，有個人情緒因素介入評價。譬如台灣的綠營，看藍營的政治人物，怎麼也看不到他們的優點。反之，藍營人士也難看到綠營政治人物的優點。這種預存的心態，更會深深影響個人評價。 此外，我也曾一再指出，由於我們的文化傳統或習慣心態，我們期望政治人物表現施政效率，特別是能即時惠及我身的效率，而不太在乎他採取什麼手段，不太在乎統御手段中的公平性、價值合理性、人權問題與傳統模式（利用某種特殊恩賞來獲得感恩與支持）。只要是手段不至於有害於我。那麼，施政效率就成為唯一的考慮。 總之，個人主觀判斷中，往往摻雜太多的情緒、成見與偏見。所以，在政治領域裡，我們或許寧願多相信那「冰冷的數據」，特別是享譽國際很久、有研究作為基礎的長期性評比數據。 如果我們的主觀感覺與數據所顯示的有相當出入，未必就應該要政治領導人做出讓我們有感覺的成績，而可能是我們自己要去調整我們的主觀感覺。因為，要求政治領導人做出讓我們有感覺的成績，有時候正是打亂施政的重要因素，使得施政更偏向做表面功夫。而且，這也可能是造成不公平的因素，因為施政時會更多地考慮票源何在。 我強調「人民睿智」的重要。我們要扮演伯樂，只有人民能成為伯樂，才能找到真正能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千里馬。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