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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25 09:46:12瀏覽276｜回應3｜推薦4 | |
| 我常在網上討論中國社會，多是批評意見。如果我說我這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言語，看來那些自認愛中國的人，有很多人不以為然。不過，我所謂愛之深的說法其實是我發自內心的心聲。只是有些人的愛法與我不同，而他們不能接受我這種帶著強烈批判性的愛法。 在我看來，網友們論中國常是兩極化的意見，一邊是極力貶抑、否定中國，一邊則是極力肯定、頌揚中國，兩邊幾乎完全沒有交集。倒像是他們談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度。 「怎麼看中國？」這事有重要意義嗎？我認為當然有重要意義，因為臺獨論述與負面評價中國有密切關係，而片面頌揚中國的論述卻又可能忽略某些危機，這樣的忽略，也許真就使危機無從避免。所以，我希望提倡一種第三條路線的論述，一種或許能更客觀、超然的關於中國的論述。 說到客觀，這本身就引起爭議。因為人們很可能都自認為客觀，而認為他人的不同見解是主觀或是偏見、誤解。什麼是客觀，立即會引起爭辯。 嚴格說來，什麼是客觀，確實是問題。我一向認為，我們的見解其實都是主觀的。不過，雖然都是主觀，卻也還是有些區別。依我的理解，客觀其實是一種特定的主觀，也就是說，是諸多主觀中具有特定性質的一類。客觀是主觀諸可能中的特例。 客觀需依賴嚴謹思考邏輯支撐，並且要尋求諸具嚴謹思考邏輯的他者的共識。這兩點都不易達到。不過，最後還是會有可供評量的基礎。 撇開抽象的問題，我的中國論述先是從批判兩種極端論述展開的。 我先談談臺獨論述中的中國論述。其實臺獨論述也還可再做進一步的區分。譬如有林濁水這種所謂理論大師的臺獨論述，但是也有李登輝、辜寬敏等人的論述，還有廣大市井小民的臺獨論述。後者也不可被忽視，因為他們可能是龐大的一群人的共識，實際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臺獨論述中的中國論述基本上包括兩方面，一是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包括將中國描寫為「野蠻、落後」，與各種負面的中國民族性論述；一是強調臺灣與中國的距離，盡量宣稱臺灣與中國無關，或關係遙遠；並進而拒斥兩岸統一的安排，認為統一將帶給臺灣災難。 上述的負面評價其實很缺乏清晰、有系統的陳述，整體是很模糊的。糟糕的是，雖然缺乏嚴謹、系統的陳述，卻似乎很普遍。甚至已經成為許多臺灣人的一種默會的（tacit）共識。我們可能聽到一群人一起痛批「中國人」，而沒有聽到什麼異議，但是，也聽不到什麼論證。換言之，負面評價是當然的事實，並不需要再多做論證。 對中國的負面評價有沒有事實基礎呢？依我的理解也還是有的。我在網上的討論其實也陳述了一些（當然都是零星的陳述），譬如一些臺商在大陸的不幸遭遇。最突出的事例大概是新光案，以及王文洋與江綿恆的合作案。事件反映出一些人的貪婪、不誠實、投機、欺騙…。 重點是這些零星事實應該如何歸納、綜合：總體而言，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是什麼？負面現象的背後基本原因又是什麼？ 我強調討論的是整體中國「社會文化結構」的問題，但是，我會避免用中國的「民族性」這種概念。因為「民族性」概念太多固著、先天與神秘的意涵。結構不是這個意思。總體社會文化結構確是很難被改變，但它無關乎神秘，無關乎固著的集體特質，而它終究是可被改變的。 我最常討論的是中國社會文化結構中的「（世俗）人本主義」特質部分。我強調這種特質有多重意義。說得強烈些，我認為中國是「成也人本主義，敗也人本主義」。這話怎麼說呢？ 好比最近日本的震災，很多人都注意到日本的集體紀律。甚至許多人因此興起慨嘆，覺得我們的社會紀律不如日本。我也曾經為文強調日本社會的集體紀律良好。而且，我認為集體紀律又影響到社會的變遷與發展、進步。 但是，使中國社會欠缺集體紀律的基本成因為何？我說其一正是「人本主義」文化。傳統日本社會的集體主義其實是高度反人本主義的。我認為日本人的集體紀律可能是在強大的集體控制與犧牲許多個人自由與小團體（如家庭）自由的前提下發展起來的。我也提到，我認為日本人可能的問題之一是「有禮無體」，是主體道德意識深化的程度不足。反之，中國的統治階層是文官，是金字塔權力結構中的分層負責者，也就是沒有多少權力的管理者。這樣的政治結構可能是出於最高統治者的權力慾的結果，是憂慮地方官員尾大不掉而削奪地方官權力的安排。但是，背後未必沒有人本主義的指導思想的影響。總之，最後，中國是個政治控制力相對並不怎麼強大的社會，而人們擁有較多「天高皇帝遠」的自由權利，且這種政治結構似乎是受到主流思想所肯定的模式。只是這樣的疏泛統治結構對於形成集體紀律似乎較為不利。 人本主義是一種極高的理想，但是實踐上的考慮應該很複雜。它強調人的主體性，但是，主體性並不必然在當下就能順利開展。人如果中心無主，主體性可能被實踐為任性，或被情境所扭曲。人本主義可能被實踐為主觀性。而普遍的主觀性習性可能使人缺乏反省力，缺乏跳出自己看自己的思想訓練。人只能見人之不是，而不能見己之不是；即使能見己之不是，也只是從眾性的反應，而非超越性的自我觀照。換言之，這比較是一種恥感，而不是罪感。這樣的恥感更加使人從眾，而不是獨立思考。 我不是在說人本主義的不好，而是在說理想人本主義實踐的困難。理想人本主義要獲得充分實踐，要具備極多、極高的條件。缺少這些條件，人本主義的現實實踐結果很可能與先前的理想背道而馳，令人失望。 我一再談人本主義，並不完全是在批判人本主義，也不是在對中國人做出完全負面的評價，而其實也在暗示這種文化基礎的潛能。在這個基礎上，有可能開出最美麗的文化花朵。 但是，要想開出最美麗的文化花朵，還必須改變許多事物。 譬如，傳統中國社會的另一項大問題，可能是中國人對公領域的冷漠、疏離，甚至敵意。這種負面態度延伸至今，卻還在戕害民主化後的政治發展，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敵對與衝突。當然，也因為這種對公領域的疏離感，中國人也未能充分發展出在公領域裡應有的規範意識與積極參與態度。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中國人很少在公領域有積極的表現。晚近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就整個華人世界而言，還遠遠不夠。公共規範意識的發展，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條件，但是，我以為當代華人並未充分具備這些條件。 我常提到人際間的彼此尊重、理解、自我節制與對他者設身處地、節制我群中心等，我認為這些態度的發展也不夠。 傳統中國的主流文化並不是沒有相關的討論，但是，一則，被專制的、尊卑差序型的社會結構所扭曲，而且，維繫人際尊重的客觀化框架發展不足，包括像普及化的教育設施與法治發展的不足…等。傳統中國人相對地較像是活在「獨我論」式的自足狀態裡。雖然現在的華人已經有了大幅改變，但是並不足以使當今的異質社會獲得良好的內部調適。 當我述說以上的問題時，另一邊的歌頌派的中國人很可能聽了感覺極不爽。他們在極力強調晚近中國的卓越的同時，對所有唱反調的人往往非常反感。 關於中國論述，各人當然可以不同，也可以彼此交換意見，修正觀點。但是，異議者間其實很少真正的對話，而往往是直接用否定、嘲謔或痛斥的態度對待異議的對方，對待他者的努力與成就。如此，通過交流而使見解更精確的可能性也因此減低。 對於中國抱持正面看法，如果是在中國正處於最低潮的時刻，那是很有意義的事。好比錢穆先生在五四以後，仍然堅持肯定中國文化，或像其他一些新儒家學者那樣，在儒家思想風雨飄搖的時刻，為儒家文化奮鬥，這些人的觀點未必完全無疑義，他們的風骨、節操卻沒有疑問。但當中國已經擁有了一定的國際地位、勢力以後，這種為中國吶喊的聲音，意義就沒有那麼大。 更重要的是這種吶喊聲如果意味著拒絕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進行自我反省、檢討，那就很遺憾了。 如果這種吶喊聲其實正是在試圖壓制自己內心對問題的不安，那就更糟。因為那其實是更缺乏信心的表現。 總之，當今的華人社會還存在各種問題，傳統文化的問題，傳統人際（權力）關係結構的遺害，以及新形勢下的危機問題，都還有待檢討、改變，如果我們卻捂住問題，或扭過頭去不敢面對，那就是等著問題累積爆發。 我認為當今的中國既沒有那麼美好，但也沒有那麼糟糕，既不像一些激昂慷慨的歌頌中國者所見，也不像綠營心中的中國想像。中國還有待被檢討、改進，也有可能繼續進步。中國人應該勇於面對、客觀討論，尋找改革共識，堅持改革的步伐，勇敢向前邁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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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