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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11 22:20:40瀏覽365｜回應1｜推薦1 | |
| 曾經讀到余秋雨一篇談「小人論」的文章，感慨良多，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回應，卻遲遲難以完成。 讀小人論，一方面是會有感慨的，因為在生活裡，的確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類似小人的人。遇到這種人，通常是感覺很不愉快，甚至是很痛恨的。 不過，我想要回應小人論，主要卻是想要提出不同的見解。大體上，我希望能使用「結構論」來替代「小人論」。 傳統中國歷史，大體上比較是抱著小人論的史觀，而較缺少結構論的史觀。結構論比較是社會學的觀點，而史學界對社會學的觀點持續存有不滿。就像余英時對韋伯與對華人的社會學界的態度那樣。 傳統史觀，不論是小人論或是英雄史觀，都是偏重少數特定個人的歷史角色。盯住特定個人，不但增加浪漫性，更增加敘述的便易性。就像我們讀三國史，三結義、諸葛亮、曹操、周瑜、呂布、小喬、貂嬋...，具體個人的故事可以有愛情、有豪情、有英雄、有謀士...。如果改寫成社會脫序、價值混亂...，莊園經濟興起，小農經濟衰敗...。恐怕就沒有幾個人想讀了。 但是，浪漫性、故事性卻也可能扭曲真實性。特定個人的形體被放大了，結構的作用卻又被漠視了。而故事性與真實性在歷史敘述中應有的分寸也就被泯滅了。歷史成了小說。小說比歷史更深入人心。而在這中間，「小人」的角色又有特別的意義。他們可以為英雄脫罪，使英雄更英雄。小人則承擔起負面的歷史重任。於是秦檜成為殺岳飛的主謀，成為宋未能滅金復國的大奸臣；洪承疇、吳三桂成為明亡清興的主角。 有了「小人」，悲劇故事就容易說了。尤其在那種悲劇的大時代，像是文革時代，於是許多人都成為小人的受害者。只是，弔詭的是，受害者無所不在，卻很難找到那所謂的小人。兩邊的比例與悲劇故事的普遍性明顯不搭軋。 就像另外一篇開欄文「論不正義結構的持續性」所提到的故事，裡面完全看不見公義的力量。那究竟是個什麼時代？是在什麼地方？沒有警察嗎？沒有法律嗎？沒有官府嗎？沒有正道人士嗎？為什麼惡人得以如此囂張、猖狂？也許是有惡人、小人，但是，公義的力量如此微弱，能僅由惡人的存在充分解釋嗎？其他人都幹什麼去了？ 結構、共犯結構。不要忘了。小人、惡人也都是在結構裡形成，並且得到結構的支撐。尤其持續的惡行，更脫不了結構的支撐。而在那個結構裡，我們都是參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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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