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一種普遍傾向之一，就像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詞中所說，是虛榮心。只是虛榮心對真正懷抱責任倫理的政治人來說，卻是致命的缺陷。學者不是政治人，不擁有權力，所以虛榮心的問題就比較小。

但是，學者即使沒有權力，卻可能有巨大的實質政治影響力，尤其當學者聚集成群的時候。他們可能引導我們社會的政治走向。而我們究竟走向何方，「虛榮」的學者能像韋伯所期盼的政治人那樣，為社會行動的後果負起責任嗎？（包括因為人有各種軟弱、缺陷，會做惡事，而可能帶來不幸後果，也要負責）

在韋伯的講詞裡，他說政治家必須有三種特質：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熱情指對務實理想的熱情獻身、對掌管這理想的神或魔鬼的熱情皈依。

韋伯特別強調，他所謂的熱情，不是指那種「沒有結果的亢奮」心態。他說後者是某類知識分子的特色，在俄國共產「革命」的「狂歡會」中，對德國的知識份子也發生了很大作用。但是韋伯認為這種心態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以知識旨趣為尚的浪漫主義」，缺乏務實的責任意識。

韋伯強調，只有熱情是不足的。政治家要在用熱情來追求某項「務實理想」的同時，以對這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針。

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合起來。政治靠的是頭腦。政治要不淪為輕浮的知識遊戲，而是一種真實的人類活動，對政治的獻身就必須有熱情。但是熱情的政治家的特色正在於其精神的強靭自制；正是堅毅的自我克制使政治家有別於只是陶醉在沒有結果的亢奮中的政治玩票者。

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的虛榮心。虛榮心是普遍的，但虛榮心卻是一切務實獻身的死敵。

虛榮心隨處可見，人人難免。在學界和知識界，虛榮心甚至是種職業病。不過，虛榮心通常不會干擾學術工作。可是政治家情況不同。政治家的工作必須追求權力作為工具。不過，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務實，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為了某項實際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職業的守護神。因為在政治領域中，最嚴重的罪惡有二：不務實和沒有責任感（這常是同一回事）。而虛榮心強烈的時候，會引誘政治家犯下這兩惡之一，或兩者皆犯。

群眾鼓動者式的領導者所以必須考慮效果，便是為此。這種領袖時時都有變成演員的危險，輕忽對自己行動後果負責。他追求的是權力的閃亮表象而不是有作用的權力；他的缺乏責任感使他只為權力本身而不是為了某種有內容的目的去享受權力。

不錯，權力是一切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時因此是一切政治的動力之一；但或者正因如此，政治家像暴發戶似地炫耀自己的權力、虛榮心地陶醉在權力感裡，乃是扭曲政治動力的最嚴重方式。

徹底的權力政治家也會吸引狂熱的信徒，這種政治家或許會造成強烈影響，但實際上他們不能成事，不能具有任何意義。在他們囂張但空虛的做態後面隱藏的是內在的軟弱和無力。這種做態來自對人類行動意義最廉價、最淺薄的虛脫麻木態度。人類的一切行動，特別是政治行動，永遠都帶有悲劇的成份，但是這點卻不為此等人所知。

政治行動的最終結果往往和其原先意圖不符；有時候這種關係弔詭難解。這甚至是整個歷史的基調。可是，正因為這樣，政治行動若要有內在的支撐定力就必須要有追求理想的意圖。為了這理想，政治家追求並使用權力；但是這樣的理想究竟以什麼形式出現，乃是由信仰來決定的。總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世人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命定。

在韋伯上述的討論中，他顯然將政治人擺在比學者更高的價值位階上，因為他們可能直接影響更多人的福祉。而學者，那些動輒自鳴清高、表現出好像有理想性格的人，實際上常不是能真正為集體後果負責任的一群。

韋伯的觀點，特別是價值觀，我們未必要照單全收。但是，他的「務實理想」的概念，「責任倫理」的概念，我還是贊成的。相對而言，一般的學者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難以確定。他們可能是社會的良心，卻也可能只是喜歡夸夸其談、虛榮心強，常想扮演社會良心，卻未必能對或肯對集體後果負責任的一群。

因為不必負責任，或者即使要負責任也是遙遠未來且責任模糊的事，那麼就不妨礙當下的虛榮追求。

那些喜歡假定人性善，並以人性善作為尋求正義理想理據的學者，當因為人性未必善而使他們的正義理想未能實現時，他們常很少表示自責，而喜強調那是因為他人未能如所期待地表現該有的善性或符合該有的原則。所以，是他人的問題導致了挫敗，責任並不在自身。這樣的知識份子，只是廉價的「正義」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