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學者Will Durant的大部頭著作〈世界文明史〉的最後，有一本小書名為〈歷史的教訓〉，其中作者強烈認為自由與平等不兩立。愈自由就愈不平等，要平等就要犧牲自由。

我的想法稍有不同。我認為，自由與平等並非絕對不能兩立。事實上，兩者還可能有互補的性質。但那是在某種限度之內。當自由原則或平等原則被極端化後，就可能彼此互斥。

好比說，我相信近代西方曾經比許多其他國家更自由，也更平等。因為當近代西方逐步自由化的同時，其他專制國家因為專制，而在權力的平等程度上也仍然遜於西方（其他資源分配上也受權力不平等的影響而不平等）。

但即使是西方國家，在自由化繼續發展以後，並不能深化平等，反而有貧富懸殊加大，形成M型社會的問題。

當將自由與平等原則強調到極處時，兩者就不再能相容。極端自由原則有礙平等化；而極端的平等原則也有礙自由化。

事實上，我以為任何一種原則，如果發展到極致，對於其他的原則都可能產生阻礙。

譬如說，自由、平等、人道與繁榮四者，彼此也可能在一定限度內互補，但是超過這個限度，彼此就會變成互斥的關係。

我以為，台灣晚近的繁榮就被自由原則（甚至人道原則與平等原則）所損害。綠營過度地否定國民黨與外省人的存在意義（主要是依極端人道原則，部分是平等原則），也造成社會對立，發展遲滯。藍營相對地太強調繁榮原則，犧牲了其他。大陸曾經強烈追求平等（以逆向的方式強調下層的權利與地位），結果則是傷害到自由與繁榮。

我並不清楚上述討論中的「限度」何在。但是，我確信在某種極端化的強調時，上述的幾種「理想性原則」確實會出現互斥的情形。它們都有某些價值，值得被強調，但是極端化以後就變成阻礙其他理想性原則的力量。

從而，中國人所講的中庸原則，似乎恰是一種具普遍合理性的實際操作模式。

前面的抽象原則性的討論，實際是被近來媒體討論的兩個議題所引發。一是關於死刑存廢的議題，一是關於教師體罰的議題。

關於死刑存廢，我已經表示過，完全廢除死刑，可能使集體的正義意識受傷害，並使正義消沈，將對整體社會的長期發展產生不利。

同樣的，近期關於教師體罰學生的討論，我也有類似觀感。雖然，這次國語實小教師體罰事件，該班的23位學生家長連署請求該教師留班（而且強烈希望被體罰的該生離班，因為他會持續騷擾其他同學），但媒體的主流論述還是：體罰就是違法。意思是，主要的（甚至全部的）錯還是在教師，因為她體罰。

我同意教師過當體罰是不對，但是整個事件中，教師的行為情有可原。可原諒的前提當然是認為她已經犯錯。但是，這種錯不是一種反人性的錯。而恰是因為她很人性，她在那種情境下，失去情緒控制力。這時候，即使有違法的問題，但是如果懲罰太嚴厲，就會是用一種極端的理想原則（不准教師體罰）侵害其他的原則。最後，整體社會會因此而受到傷害。這種傷害是：人們會覺得制度是在保障壞人，使人們對制度的合理性質疑，甚至對社會的正義性質疑。

我強調制度合理性與正義性受到質疑的時候，整體社會的發展會受到傷害。這個論斷很重要，但是我缺乏充分經驗證據。不是沒有證據，但是要到達充分，很困難。

我們的時代是個強調各種理想原則的時代，這些理想原則成為某些人的令箭，擅長操弄的人可以藉此橫行於世，無往不利。如果有什麼不利，那也不是對他，而是對社會整體。而社會整體受害，卻是短時間內難以衡量的。甚至長期的損害也未必能被觀察到（因為這涉及嚴謹「歸因」的困難）。

濫用理想原則的人也許有一天會要付出代價，那種代價通常不是直接出於他對該原則的操弄，而是他逐漸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而終於與他人的實質個別利益發生嚴重衝突。

他們是否付出代價其實不是我的關切重點。我關切的是社會整體的發展。片面理想原則的極端化發展，阻礙其他的發展的可能性。最後以社會整體發展的阻滯為代價。

我們應該要能看到這一層問題。無視於此，我們將來是否願意承擔實際的後果，我殊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