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在夏威夷大學教授R.J. Rummel的著作<Death by Government>(1997)中，把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列為世界前四名的殺人魔。毛尤勝於蔣，位列第二，僅次於蘇聯頭子史達林。蔣則排名第四

如果我說蔣與毛都是近代中國的偉人，那麼面對上述的這種指控，應該有所辯解。但是，說實話，我沒有這個能力。我只能帶感性地提出一些想法。

不衿恤人命的確是讓人遺憾，也似乎背離人本主義的基本原則，而我常宣稱中國是有濃厚人本主義色彩的國度。

不過，讓我們想想古希臘歷史故事裡亞歷山大大帝「戈登結上的一刀」的寓言所要表達的寓意。如果面對著一個長久解不開的結，拿刀把結砍開，砍這一刀的意義可能就與一般殺戮的意義不同。

從19世紀中期以後，中國內亂外患頻仍，遲遲走不出困境。在這段期間，中國人的人命本來就如螻蟻。

蔣與毛用了霹靂手段，把中國整頓成一個統合的、有規模、有秩序、有精神的樣子。如果不是他們兩人，中國還不知道要再分裂、戰亂多久。

一、關於蔣介石的殺戮

在蔣介石北伐以前，中國其實是分崩離析的狀態。華北固由北洋政府統治，東北有張作霖，西南卻另有一群川軍、滇軍軍閥，西北有馬家軍，新疆有楊增新；廣東當然是國民政府的地盤，但是廣西卻又另有桂系主持，江蘇又有孫傳芳。此時外蒙獨立不久，而西藏則幾乎完全不在中國政府的實質統治範圍內。中國根本是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陳炯明為了阻止孫文北伐，還曾砲打白雲山，讓孫文灰頭土臉。陳反對北伐，其實有他自認為正當的理由，但是，那就任令中國永遠這樣分崩離析、窮困騷亂無已時嗎？

蔣介石的北伐過程，固然潛藏許多未必光彩的故事，譬如藉助蘇俄援助，並因此暫時延續聯俄容共的政策，而稍後卻又進行清黨，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但是，東補西湊、跌跌撞撞之餘，蔣終究也大致完成了形式上的中國統一。共產黨常指責蔣對非嫡系部隊不公平，老想要趁各種機會「削藩」。但是，真要中國實質統一，能不削藩嗎？能讓這些原本的各地軍閥、霸主繼續佔地為王嗎？

也許蔣削藩所用的手段太權謀，但是手段溫和如馬英九總統，好像被人們罵得更兇，更讓那些心急望治者不滿。何況當時的中國更處於分崩離析、驚濤駭浪、危急存亡之際，能有這麼多講究嗎？

蔣在（扣押）中山艦事件之前，據說曾因為國民黨的內鬨嚴重而萌生退出政壇的心意，後來是由於陳立夫力勸，他才回心轉意。接著他就扣押了中山艦，並展開了他大半生的反共的鬥爭。

蔣經歷了多次的戰爭，在戰爭中的殺人，可能慣性延伸而消除在非戰爭狀態時殺人的罪惡感。尤其如果經歷過慘烈的生死激戰，或甚至瀕臨慘烈敗亡命運的過程，更可能使人不再衿恤人命。

改革者也可能因為感覺許多人是改革的阻力，而在改革的「正義感」、「使命感」的支撐下，對人命也就不再衿恤。好比法國大革命時的羅伯斯比，後來也成為「殺人魔」。

蔣可能是在這種心理轉折下，對殺人漸漸失去罪惡感與節制力。當然，這是要付出代價的。人們不會輕易忘懷這些事。蔣在大陸的失敗，部分可能是他前期的「殘酷」行徑的回報。蔣在台灣現在面對綠營的責難，大概也是代價的一部分。

蔣的殺戮，最主要是發生在國共鬥爭與內戰的過程中。有人認為國共本來可以共治，但是因為蔣不能容共，所以造成殺戮。但我認為國共共治其實是不可能的事。

事實上，蔣也不是完全不能容人的人。如果蔣不能容人，也不可能從原先一個小規模軍校校長變成名義上的全中國的統治者。雖然桂系軍人幾次與蔣對抗，但是，請注意，桂系也幾次與蔣合作。白崇禧、閻錫山最後都還是跟著老蔣來了台灣（這時候蔣已經下野，失去總統職權），並終老於斯。同樣，四川楊森也與蔣成為同志。張學良如果不搞兵變，也可能與蔣成為同志。張到晚年還說他愛戴蔣。

那麼，蔣為什麼不能容共呢？

對於中共，究竟該怎麼對待，我認為這是個矛盾問題。似乎容也不是，不容也不是。蔣選擇不容，先前來看也不見得就會因此而敗。但是日本入侵，打壞了蔣的算盤。如果沒有日本的侵華戰爭，蔣的策略有可能成功。

為什麼我說對中共容也不是，不容也不是？因為中共性質太特殊，是無法和一般政黨相容的。它要嘛解決掉別人，要嘛被人解決。就是這樣。

重點就在於：中國人要不要被共產黨統治？麻煩的是，答案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有某些階層說不要，也有某些階層說要。這是當時中國社會內部矛盾的反映。矛盾沒有辦法消除，就只有用戰爭解決。

如果要與共產黨一戰，純然是老蔣個人的意志，那麼，等不到什麼1945-1949的國共內戰，他應該早就下台了。

蔣反共究竟是為什麼理由？我偏向認為可能有雙重的理由，有正大的理由，也有權力欲的理由。正大的理由可能是如書上所述：他認為共產黨背離中國文化、背逆倫常。所以，他不能容忍這樣的運動成功，使中國失去正統的人倫。問題是：正大理由與權力欲的理由哪個成分多些？共產黨當然認為蔣反共純為私人權欲。我不這麼認為，但是有沒有這部分？這部分的成分是多少？我不知道。

當然，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問題還是：近代中國社會有必要採取階級鬥爭路線嗎？

有人提到中共因為土地改革政策而得到多數中國民眾的支持。我大體同意此說。不過，我更偏好使用「階級鬥爭路線」作為討論議題。土改與階級鬥爭相關，但是，對我來說，土改是個比較小的議題，而且直接含意比較是中性的。多數人會比較能接受土改的必要性。但是，沒有鬥爭，能改嗎？階級問題能簡化成土地問題嗎？如果階級關係不變，土地改革能成功嗎？再者，階級關係的改變能不經由鬥爭過程嗎？

目前的我，偏向認為階級鬥爭路線對近代中國而言是有必要的。道理很簡單，人們總是不肯放棄既得利益，除了極少數例外。既不肯放棄既得利益，而資源分配又如此不平均，就只有用鬥爭的手段。不過，說到底，我並不能完全確定我的判斷：近代中國社會有必要採取階級鬥爭路線。也許終究還是有更溫和、犧牲較小的改革方式。只是，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歷史終究沒有沿著比較和平的路走下去。

我曾在網上說過我自己母親的故事。她小時候就聽自己的祖母痛罵共產黨，自己也親歷了共產黨的逼害（包括被掃地出門、沒收家產，甚至家人被共產黨綁架勒贖），在她的心中，對共產黨是又怕又恨。

我要強調的是，我母親大概不是唯一有這種被鬥爭經歷的人，也不是唯一恨共產黨的人。我認為這是當時某些地區、某些階級的共同感受。我母親是湖北人。多年後，我知道湖北是早期鬧共產黨的地區，湖南、湖北、江西大概是難兄難弟。

我以我母親的經歷為例，有幾方面的用意。一是指出，即使在1949年以前，共產黨也已經做了一些不怎麼體面的事，甚至是傷害性的事。另外，我想說明，有些人的確是從內心深處反共的，因為他們可能有這種被鬥爭的痛苦經歷。

但是，我更想指出，這正是一種侷限的來源，一種盲點。通過這種階級意識（被鬥爭階級的階級意識），產生反共心理很自然。但是，那也正是盲點的來源，因為它使人們看不見階級鬥爭在總體結構面的意義。

有過被鬥爭經歷，或是聽過、見過那些事的人，要能超越階級意識而認同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路線，並不容易。老蔣似乎沒有能超越，他顯然認定共產黨就是一個背離傳統文化的野心亂黨。但是，我相信，當時許多中國人也是一樣的看法。所以，反共應該也是一大群中國人共同的心態。西山會議派先於老蔣對共產黨進行批判。老蔣反倒是稍後才與西山會議派結合。西山會議派的反共，當不是老蔣所慫恿，也不是出於老蔣的「奪權陰謀」。

超越階級意識，看到中國的長遠出路，這不容易。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路線有了客觀成效。今天的中國人也大體接受了共產黨的統治。但是，認真說來，我認為一般中產階級以上的中國人其實很難認同階級鬥爭路線。現在的共產黨也不再提階級鬥爭了。誰提大概誰要倒楣。但是，這可能正是未來中國的隱憂。貧富的差距再度加大，可能將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再度埋下危機。

悲劇在於：中國可能必須時不時來一次階級鬥爭，否則就會貧富差距大到底層的人難以忍受。但是一旦真的搞階級鬥爭，難免造成很大的傷害。那些被鬥爭的對象，必然很難接受這種事。他們會感覺傷痛，可能會起而反抗。

老蔣沒有看到近代中國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也無法接受共產黨的作為。我認為蔣對共產黨性質與意義存有誤解，也因為誤解而完全拒斥、敵對，更因為誤解而誤判敵情，最後慘敗。

有人說蔣有充足的情報管道，所以應該不會有什麼誤解共產黨的問題，但我認為「觀點」可能帶來盲點，即使有訊息也無法完全消除盲點。

舉個例子。據說美國當初也得到日本將偷襲美國的訊息，但是結果美國還是著了道。有一說是因為美國總統想讓部分美國人吃點虧，以便激起對抗意志。我認為這種說法很難成立，畢竟如果只為了開戰，而犧牲幾千條人命與大量物資，怎麼也說不過去。最可能的理由是，美方仍然認為日本不會真的偷襲美國、向美國開戰。這是誤判，也是美國對日本的誤解。背後也可以說是有盲點。

我們有時候是會做睜眼瞎子的。就像我，有時候在書架上找書，書就在眼面前，我眼光掃過幾次都找不到，因為我覺得那本書不是長那個樣。因為我有盲點。

總之，我還是認為老蔣誤解了共產黨，低估了共產黨對中國的意義，特別是對中國某些階層人士的號召力。蔣來台灣後，還念念要反攻，美國採煞車。不只是美國怕引起第三次大戰，也因為美國的評估與蔣不同，蔣認為國軍是王師，反攻以後大陸人民會簞食壺漿以迎。美國人不這麼認為。我也偏向接受美國人的判斷。

我認為：蔣的殺戮，部分因為他的使命感，部分因為他的悲憤之情，也許，也有一部分是因為私人權力欲。從中國歷史的進程來看，他的努力，前期是在追求國家統一，後期則是在對抗階級鬥爭路線。即使他在後一項目的上失敗了（失敗的理由如附註），他的殺戮仍然可能有砍開戈登結的效果。他讓中國從紛亂回到統一；也部分揭露了中國的階級鬥爭路線的問題，並讓鬥爭有個明確的了結。

二、關於毛澤東的殺戮

容我也對毛澤東的殺戮嘗試做出一些理解。

毛很可能比蔣有更強大的改革抱負，也更有「使命感」，所以也殺了更多人。比較讓我困惑的，是他究竟是否處於一種瘋魔的心境下，開始了文革。雖然我偏向不這麼看，但是也很難解釋他怎麼能容忍這麼大量的人間悲劇的發生。

我要再強調一次：我們一般看不見屬於總體社會結構的問題。其實絕大多數人在這種事情上都有盲點。我們看到的，是具體的事件與人的作為。而我們用慣常的觀點與價值標準來判斷是非。有許多人只是出於一種傳統的正義感，對無產階級懷抱同情。也有人可能對地主階級則懷抱仇恨、不滿。但是，能跳出自身階級屬性而理論性地主張階級鬥爭路線，則恐怕不多。即使是在共產黨內，能客觀看到階級鬥爭必要性的人恐怕也不多。想必有不少支持中共的人是覺得中共比較不腐化、不怯懦，比較勇於、肯於抵抗日寇。這比較是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典型強調「工人無祖國」的共產主義思想。

中國共產黨發展初期，陳獨秀、王明等與毛的路線就不同。那裡面，就可能有著前者較大的盲點。毛很可能是少數能有突破性見解的人，他不但看到中國農民的重要性與潛在力量，也看到「不斷革命」的必要性。只是，不斷革命也導致了大量的殺戮。

不斷革命的主張顯然是因為蘇聯共產黨的革命實踐出了問題，共產黨本身變成統治特權階級，而無從使社會真正臻於無階級、無「異化」(alienation)問題的理想社會主義社會。前南斯拉夫副總理吉拉斯就批評共產黨成為了「新階級」。

當然，毛的思慮中還包括如何與蘇聯老大哥（特別是蘇修）打交道的問題，以及延伸所及，如何與國內的親蘇派、修正主義派共同領導的問題。

撇開這些枝節，容我談談我心中對一些關鍵問題的疑惑與我的推測。

我和一些網友可能不同的看法是：我偏向認為毛推動文革並不是基於一種瘋魔的心態。那是他早就打算要做的事，只是在這時候他也有情緒，覺得劉、鄧太不懂他、尊他、認同他的路線。他可能帶著激動心情而提早推動了文革，並把文革同時作為路線鬥爭來搞。

不過，我也不是沒有疑惑。我認為毛是帶著不滿情緒做這事，但其中有多少是他潛意識裡對權力的嗜好？有沒有這種心理？成分多大？我不能有把握。我偏向認為有這種成分。也就是說，毛推動文革，同時有他比較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有比較權力欲與情緒的部分。

許多問題我都不知道怎麼給出答案。不過，就如我所曾試著提出過的論點，我願意嘗試正面去看文革的意義。我不是要否認文革曾經帶給許多人的痛苦悲劇。我確信，對很多人來說，文革是很痛苦的過程。有些人甚至在過程中失去生命。不少人還是自殺而死。我知道，像老舍、傅雷等有名的文人、學者都在文革期間自殺。整體來看，文革是一段悲慘、恐怖的歷史，是人性極負面的顯現。

但是，我仍然嘗試提出幾點與主流意見不盡同的看法：一、毛發動文革，主要是一種文化改革的努力，是其長期努力的方向；二、文革也是政治路線的鬥爭的手段；三、雖然文革基本上是一場悲劇，但是從長期觀點言，文革仍然可能有正面意義。

我並不打算將毛說成是道德上的完人。我反而懷疑他個性上就是一種權力欲強的人，而且還就是喜歡處身於那種衝突的、鬥爭的氣氛中，可能讓他特別覺得興奮。

但是，我的更基本的觀點是：毛是個愛國主義者。也就是說，我不贊成從動機面來否定毛發動文革這事。文革出問題，比較可能是毛的策略錯誤。錯誤可能源於兩方面。一方面，他不應該把文化改革與路線鬥爭合一。文化改革或可再推遲若干年（也許二、三十年），或可化整為零，和風細雨地微幅進行，而不該是如此大動干戈式的推動。

集體群眾運動使秩序喪失，使人心惡的一面得以顯露。文革也成為廣大中國人心中的夢魘。

我的疑問是：毛沒有預見這種可能性嗎？還是他同樣持著「革命...不是講溫良恭儉讓」的認知，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要在可預見的犧牲下完成文化改革呢？

我不認為毛能預見一切，我也不認為他對中國人的人心會有如上的估計。所以，文革的傷害性恐怕超出毛的預期，已經不純是他所想要的結果。毛是天才，但我認為即使是天才也還是可能有盲點。文革帶給中國人的創痛，就可能超出毛的預期。毛可能低估了中國的人心問題。中國人心問題可以分為兩面來說。一是中國人心中可能積存著許多怨恨。過去近代中國痛苦的歷史所積累的怨恨至此並未得到多少抒洩，文革鬥爭一起，這些怨恨就藉運動而流露，並造成更多的新悲劇。毛可能低估了當時中國人心中潛藏的怨有多深及讓紅衛兵造反的破壞性會有多大。

中國人心的問題可能不只如此。也許劉曉波所說「文革是中國文化（壞）傳統的顛峰表現」至少有部分真理。具體說，魯迅所描述的阿Q型人物，或著比阿Q更凶悍些的人物，正可趁文革而起，風風火火大搞一場。

總之，中國不是長期經基督教馴化後的基督教社會，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結構的問題之盤根錯節、深固難改，我們絕不宜輕估；而近代中國又歷經長期匱乏與戰亂痛苦，中國人可能是一群心中有許多不平不滿怨氣的群眾。

不過，我不反對另一種說法：毛就是喜歡搞鬥爭，看到有鬥爭就覺得興奮。毛的個性裡也許是有這一面。只是，我們永遠也看不見人的內心。甚至人自己也看不見自己的內心。毛可能只感覺到自己對改革的熱望，因為自己的理想主義而對自己的行動給予肯定，並因此一往無前。但是，過程中卻出現了大量的悲劇、大量的殺戮。這筆帳主要是算在毛的頭上。

蔣為殺戮而付出代價。毛呢？想必代價也不會小。

只是，如果我們要從歷史中獲取教訓，我們就要能看到悲劇歷史中已經呈現的意義，特別是其中的歷史教訓。如果歷史的教訓並未能打開我們的盲點，如果我們看不見近代中國階級鬥爭之必要，又看不見如何預防未來階級鬥爭或國共鬥爭的再發生，那就讓之前的悲劇犧牲變成枉然，實在太可惜了。

未來，廣大的中國人對蔣與毛會怎麼評價呢？當我嘗試對毛的共產革命與文革舉措給予某種肯定時，我不認為我們必要全盤否定蔣的作為。他們之間，從大局來看，從長期來看，其實可能存在著微妙的相生相續的關係。我們必須超越簡單的二分是非標準，才能看見他們對中國共同的正面意義。我相信，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蔣在中國的聲望也將有所提升。將來，蔣與毛兩個人可能都被三七開，而被抽象地承認他們同是近代中國的偉人。

附註：

關於國共內戰國軍的失敗因素，我同意一項論述，即共產黨的土改政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或者說是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路線決定了國共內戰的勝與敗。中國的無產階級大眾選擇了共產黨，而無產階級因人數上的絕對優勢、力量龐大，決定了勝敗。

不過，我覺得另三件事也有一定的重要性。一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知識份子未必多數支持共產黨，反之，我認為由於知識份子多出身於中上階層，所以他們的家庭背景使他們與共產黨易有心理隔閡。不過，愈是年輕的知識份子，恐怕愈是偏向共產黨。更重要的是，行動派的、激進的知識份子多傾向共產黨。那些消極的知識份子即使偏向國民黨，但是由於他們不行動，甚至他們也對國民黨失望，從而使激進的知識份子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再則，在東北的接收過程裡，國府除了可能因為姿態失當，讓東北人民失望外，重要的是國府對東北國民軍去留的決定。抗戰後，國府採取軍隊縮編、裁員的政策，尤其因為對東北國民軍不信任，未予以逕行收編，而予遣散。這些國民軍幾乎全數歸入共軍麾下。他們又是地方軍，打起仗來當然比國軍更了解戰場。

當然，其他地區的接收過程的弊端也都或多或少造成了問題，對日後國府的發展起到不利的作用。

另外，抗戰結束後，蔣主張以德抱怨，不向日本求償。這個動作可能激怒了許多中國人，使他失去民心。（這一點，我覺得馬總統對綠營的懷柔政策可能有類似的負面效果）當然，我們也可以把戰後接收過程的種種弊端加進來。總之，喪失民心應該是蔣失敗的主要原因。

國共內戰，國軍戰敗，老蔣自身不可能沒有責任。但是，是不是因為他真的那麼無能，或是因為他的品德卑下，心中毫無國家公義？我是不以為然的。

就像二戰後邱吉爾會下台一樣，決定勝負不完全是因為蔣個人的好壞。他可能不夠好，特別是不夠胸襟開闊、缺少人權觀念，軍事上又無法算無遺策。但我不認為他是像共產黨所描述的那麼壞、那麼無能。很多人常會忽略一件最簡單的事實：蔣的權力並不是從祖上繼承而得，是他靠智謀、手段與努力取得。他能主宰紛亂的中國，過程既是血腥的，但也是需要高度智謀與毅力的。再者，蔣也可以在許多困難情境中妥協，以便維護個人的既得權力或利益。他也可以在抗戰結束後，就與中共妥協，分享權力。對他而言，那可能是更容易、更有把握的事。後續也有好幾個階段，他可以與共產黨妥協。那樣做，對他個人並沒有太大的壞處。他一樣可以呼風喚雨，更可以享受物質生活。但是，他寧願下野，也不肯妥席。

抗日戰爭，絕對是一場艱困的戰爭。蔣能堅持到底。並且能運用手段，取得美國、俄國的援助。最後撐到敵人投降。這需要多方面的特質。汪精衛就在這個過程裡被歷史淘汰，從不怕殺頭的革命菁英變成民族罪人。我雖然對汪有一點同情，但是，相對的，我也因此對蔣有更多的肯定。

我們也知道，在1949年間，蔣夫人曾建議蔣移民美洲，但是蔣拒絕了。在那時候，其實蔣並不能有把握他在台灣就一定能永掌大權。事實上，就在當年，麥克阿瑟就曾慫恿孫立人拿下台灣統治權。也就是要捨棄老蔣。只是孫拒絕此議，蔣才能繼續在台灣主導政局。蔣的堅毅個性、不屈不撓，我是很佩服的。

總之，蔣不是共產黨所說的窩囊廢，而是近代中國的一號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