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貼出“論特定脈絡內的贏家：以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幾個菁英為例 ”一文，貓靈子先生跟帖回應稱：“版主的長篇大論其實是胡扯，社會的真實運作模式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來決定的，至於生產力躍進的前提是工業化而不是民主...“（參見附錄）。

貓靈子先生這段話看似氣勢宏大，實際上卻沒有回應我原來提出的問題。

我所討論的主要是：一個人在特定制度與社會脈絡中成為贏家，是否足以證明他具有超越制度的普遍優越性？貓靈子先生回答的卻是：國家如何集中資源完成工業化。

這大體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一、我談的主要是「制度如何選擇贏家」，他談的是「國家如何完成工業化」

一個人在某種制度中取得成功，當然可能有個人的能力與努力；但是，他的成功同時也可能與制度所獎勵的性格、語言、忠誠方式和行動策略有關。

科舉制度會選出擅長經義與文章的人；軍事體制容易讓善於服從、指揮和鬥爭的人上升；威權體制則可能特別獎勵政治忠誠、察言觀色、向上負責和避免挑戰權威的人。

這並不是否定成功者的能力，而是指出：能力從來不是在真空中受到評價；制度會決定什麼能力最容易被看見，也會決定什麼樣的人最容易成為贏家。

即使我們接受工業化需要大量資源投入，也不能由此推論：在這個過程中勝出的政治、經濟或文化菁英，就具有跨越所有制度環境的普遍優越性。

所以，貓靈子先生並沒有證明我的分析錯誤，只是把討論轉移到了另一個問題。

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決定一切」，本身就是過度簡化的決定論

貓靈子先生說，社會的真實運作模式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決定的。但問題在於，「生產關係」本身就不是獨立於政治制度之外的東西。

財產權如何界定、國家能否任意沒收財產、勞工能否組織、企業家能否自由投資、政府預算如何分配、資訊能否自由流通，這些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法律與政治制度問題。

其實，馬克思的這套理論，本來就存在一些內在的理論困境：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究竟何者是因，何者是果？這個問題，很可能又涉及：所謂「生產關係」如何定義？廣義的「生產關係」，還是純粹的經濟層面的事物嗎？背後有沒有牽涉政治？牽涉倫理？...？

如果政治權力可以決定土地歸誰所有、企業能否生存、資本如何流動、工人能否議價，那麼政治制度顯然不是生產關係之外的裝飾品，而是構成生產關係的重要部分。

一方面說「生產關係決定社會」，另一方面又把塑造生產關係的政治制度說成不重要，這在邏輯上並不一致。

即使採用歷史唯物論，也不能把政治、法律、文化和人的主體性都化約成經濟結果。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具有相近經濟條件的國家，會發展出不同的制度與社會秩序。

三、英國王室「聯合平民與資本家對抗貴族」，並不符合歷史

貓靈子先生對英國史的敘述也過於簡化。

英國的憲政發展並不是王室一貫聯合資本家和平民，共同對抗貴族。從《大憲章》、英國內戰到光榮革命，限制王權的重要力量，恰恰包括貴族、鄉紳、商人及國會中的不同政治聯盟。

英國內戰甚至就是國王與國會之間的武裝衝突。1688年光榮革命以後建立的政治秩序，也不是王室主動把權力送給普通平民，而是國會進一步限制王權的結果。

而且，工業革命初期的英國還不是今日意義下的民主國家。選舉權相當有限，勞工和婦女長期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因此，較準確的說法不是「民主直接創造了工業革命」，而是英國逐漸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法治、財產權、國會政治、社會多元性及知識交流環境。這些制度條件，與經濟發展彼此影響。

四、後進工業化國家「一個比一個專制」，也不是歷史事實

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後進國家，確實曾由國家力量推動工業化；但是，這只能證明國家在後進工業化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不能證明「越專制，越能完成工業化」。

美國、比利時、荷蘭、瑞士、法國以及北歐國家也都完成了工業化，它們並沒有遵循「一個比一個專制」的道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日本雖然不是充分民主國家，也都具有憲法、議會、地方組織、民間企業及相當程度的社會自主空間，不能簡單歸類為依靠絕對專制完成工業化。

更重要的是，即使某些威權政府能夠強制集中資源，也不表示這是工業化的必要條件。專制可以集中資源，也可能集中錯誤；可以修築鐵路、興建工廠，也可以發動大躍進、製造大饑荒，或者把巨量資源投入無效的政治工程。

專制的強項是減少反對聲音，卻不保證決策本身正確。

因此，「能夠輾壓反對者」和「能夠做出正確決策」是兩回事。把兩者混為一談，正是專制崇拜最常見的認知錯誤。

五、中國的發展，恰恰不能只用「高度專制」解釋

貓靈子先生說，中國是最後一個工業化成功的大國，而中國曾經的專制程度「古之所無，今之罕有」，似乎要以此證明專制帶來工業化。

可是，這裡存在一個極其明顯的問題：中國專制程度最高的年代，為什麼不是中國經濟成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明顯的年代？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控制更嚴密，政府動員能力也更強；但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並未創造經濟奇蹟，反而造成嚴重災難。

中國真正的快速成長，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後。其重要條件包括：

放鬆國家對農業與企業的全面控制；

承認市場與物質誘因；

容許私人經濟發展；

引進外資、技術與管理經驗；

加入全球貿易體系；

擴大地方與企業的自主空間。

換言之，中國的經濟躍進不是因為專制比以前更徹底，而是因為經濟領域在相當程度上減少了毛澤東式的全面控制，並且進入由較開放國家所維持的國際市場。世界銀行對中國改革歷程的概括，也把增長與改革開放、投資、人力資本及全球經濟整合聯繫起來，而不是簡化成「專制帶來發展」。

這並不表示政治制度不重要；恰恰相反，它說明即使在威權政治之下，經濟成長也往往來自權力控制的局部鬆動，而不是控制本身。

六、台灣與韓國也不能被簡化成「專制創造工業化」

台灣和韓國早期的工業化確實發生在威權統治時期，但是，它們並沒有因為民主化而停止成長、崩潰或失去工業能力。

相反地，民主化以後，兩國的高科技產業、教育、文化與公民社會仍繼續發展。這說明威權政府可能在特定發展階段集中資源，但不能據此宣稱威權統治是工業化永遠不可缺少的原因，更不能證明專制對知識創新、制度糾錯和人的自由同樣有利。

追趕型工業化可以依靠模仿、投資、低工資和行政動員；但是，進入創新型經濟以後，更需要資訊自由、學術自主、容許失敗、保護異議以及對權力的公開檢驗。

能夠大量複製既有產品，和能夠持續產生新知識、新思想，是兩種不同的能力。

七、「有錢自然開放」並不是歷史定律

貓靈子先生又說，只要民生狀況好、人人有錢，社會自然就會走向開放。這種說法把一種可能趨勢說成了必然規律。

經濟發展可能促進教育、中產階級與政治參與，卻不保證統治者一定交出權力。富裕的威權國家並不少見；有些政權甚至利用經濟資源、數位技術和龐大的維穩機器，使控制更加精密。

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觀察的例子。中國今天遠比改革開放初期富裕，社會控制卻未必因此不斷減少。經濟發展與政治開放之間，可能互相促進，也可能發生分離甚至逆轉。

因此，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經濟發展可能為開放社會創造某些條件，但這些條件是否轉化為民主，仍取決於制度、權力關係、公民組織與政治選擇。

八、經濟成長不是衡量制度的唯一標準

即使某個專制政府在某一時期成功推動工業化，也不能由此證明這個制度在所有方面都較優越。

我們還必須追問：

工業化付出了多少人命與社會代價？

成長成果如何分配？

政策犯錯時能否及時修正？

人民能不能批評統治者？

個人是否只是國家發展的工具？

經濟成長之後，人民能否獲得相應的尊嚴與自由？

如果只以鋼鐵產量、工廠數量和GDP判斷制度優劣，那麼集中營裡的高效率管理，也可能被誤認為優良制度。效率必須回答「為了什麼」以及「由誰承擔代價」，才具有完整的社會意義。

九、回到我的原來命題

我的文章並不是說民主國家裡的每一位成功者都比較高尚，也不是說威權國家不會出現優秀人才。

我真正要說的是：每一個成功者，都是個人能力與制度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制度不僅分配資源，也界定什麼叫作能力、成功與忠誠。

在開放社會中，菁英必須面對競爭、質疑、資訊檢驗與權力輪替；在封閉體制中，某些人的勝出可能更多依靠政治忠誠、權力關係、話語配合與對體制界線的精確掌握。

這不表示封閉體制中的成功者都沒有能力，而是提醒我們：不要把適應某一制度的能力，誤認為放諸四海皆準的卓越；更不要把得到權力認可，等同於得到真理證明。

工業化可以製造鋼鐵、鐵路、都市和巨大的生產能力；但是，工業化本身不會自動產生自由，也不能證明在專制體制中勝出的人，就是人類社會中最優秀的人。

貓靈子先生以工業化為專制辯護，並沒有推翻「特定脈絡內的贏家」這個命題。相反地，他的論述本身正好顯示：當一個人預先把國家動員能力當成最高價值，他所認定的「贏家」，自然也會是最能適應、維護和運用這套權力結構的人。

這正是我原文所要討論的問題。

最後，我不免要再表達一種感慨。如果誠心希望理性對話，希望對話能夠真正有益於社會進步，那麼就應該盡量避免在討論中出現層次不明、問題混淆的情形；當然也要避免任意地、主觀地詮釋。當然，這些原則並不容易貫徹，那麼，何妨彼此留一線？

附錄（貓靈子先生回應如下）：

“版主的長篇大論其實是胡扯，**社會的真實運作模式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來決定的，至於生產力躍進的前提是工業化而不是民主，衡諸史實，在各國工業化的過程中，所謂的民主制度只在英國有過實質的效益，**那也是由於英國的國情特殊，英國王室與其他歐洲各國王室殊異的是在社會各階層爭權時，它選擇與資本家和普通平民站在一起，共同對抗貴族以及大小官僚，資本家最終得了大權後也投桃報李，採用君主立憲＋內閣制，給予同盟的英國王室絕大的報酬．

　　同樣從實際層面來看，英國在當時的作法，這種新型的生產關係在效率上的確勝過立基於農業與半工業化的專制國家（法－德－俄－奧－土），但這也是搞民主比搞專制在西方更優勝的唯一一個孤例．後續的國家要搞工業化？最大的難題就是前期的資源投入巨大，且不一定保證成功，所以只要仔細觀察後續工業化成功的國家就清楚，一個比一個還要專制，因為只要你不夠專制？不能在政策執行面上輾壓一切的反對派，工業化就絕無可能成功．而全球最後一個工業化成功的大國就是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它曾經的專制程度，也是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所以所謂的開放社會？腦筋不清楚的人的妄想而已！只要一個社會民生狀況好，人人有錢，社會自然會走向開放，這在各國國力強盛期間特別明顯（漢唐－阿拔斯王朝－美國莫不如此），反之，一個國家因各種因素混得很差，社會只會走向越來越封閉和保守，甚至是神權式的頑固，美國福音派信徒（右派保守派）的大幅增加，也是美國越混越差江河日下的一個表徵．真正的問題在經濟，不在所謂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