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工業化，立即就掀起了關於「工業化」與「開放社會」之間究竟有無因果關係的爭論。部分意見認為兩者並無因果關係，也就是說，工業化並不需要以開放社會作為條件；或者，開放社會並不特別有利於工業化的開展。

一般把工業化的起點歸於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則源於英國人瓦特蒸汽機的發明。當然，這種說法有高度簡單化之嫌。發明蒸汽機顯然只是工業革命過程中一個重要但非唯一的關鍵。再者，把瓦特視為「蒸汽機的發明人」，嚴格地說也並不精確。瓦特並非從無到有發明蒸汽機；在他之前，紐科門蒸汽機已經被用來抽取礦坑積水。瓦特真正重要的貢獻，是針對既有機器的能源浪費問題，發明分離式冷凝器，大幅提高蒸汽機效率，並使蒸汽動力逐漸從礦坑抽水擴展到更廣泛的工業用途。

這裡討論瓦特的故事，不僅因為他對工業革命終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因為他的經歷讓我們看見：工業革命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社會條件。

工業革命需要的並不只是煤、鐵、資本和勞動力，也不只是政府集中資源的能力；它還需要一個能讓知識流動、讓異端思想存在、讓不同階層的人互相合作，並使發明者有機會把想法轉化為實物的社會。

十八世紀的英國當然還不是今天意義下的民主國家。但是，它已經出現了一些通往民主社會的制度趨勢。而瓦特的成功，正是這些趨勢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瓦特首先受益於「身分限制並不絕對」的社會

瓦特出生於蘇格蘭格里諾克，並非貴族，也不是宮廷裡受到君主豢養的御用科學家。他學習的是數學儀器製造，屬於工匠與技術人員的領域。

他從倫敦返回格拉斯哥後，原本希望開設自己的儀器作坊，卻受到當地行會制度阻礙。因為他沒有完成行會所要求的完整學徒年限，行會不願准許他在城內自由營業。

這一段經歷十分重要。它說明英國當時仍然存在封閉的身分制度與既得利益。傳統行會可以利用資格規定排斥外來者，限制一個人的工作機會。

但是，事情並未到此為止。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們看見瓦特的才能，讓他在大學內設置作坊，擔任數學儀器製造者。格拉斯哥大學的官方資料也記載，瓦特約二十歲時即受聘為校內儀器製造者，並獲得住處與工作空間。

這件事所顯示的，不是當時已經完全民主，而是社會內部已經存在多元權力中心。

行會可以拒絕瓦特，大學卻可以接納他；地方既得利益可以封鎖一條道路，另一個相對自主的機構卻能為他打開另一條道路。

這正是開放社會的重要特徵：任何單一組織都不能完全壟斷一個人的命運。

在高度集權的社會中，如果唯一的權力中心認定一個人不合資格，他就可能再也沒有其他出路。但在權力相對分散的社會裡，一個人可以在某處受到排斥，卻在另一處得到機會。

這種「可以另尋出路」的可能性，正是個人自由與制度多元的起點。

二、大學沒有只看瓦特的身分，而是看見他的能力

瓦特沒有正式大學學位，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者。但是，格拉斯哥大學並未因為他只是工匠，便把他排除在知識共同體之外。

他在大學接觸到化學家約瑟夫・布萊克等學者。布萊克關於潛熱的研究，對瓦特理解蒸汽、熱量及機器效率具有重要啟發。瓦特則以儀器製造、實際觀察和機械能力，把抽象科學知識轉化成技術問題。

這是一種跨越身分界線的合作：大學教授不是只在書齋裡研究理論；工匠也不是只能服從既有做法；科學知識與手工技術彼此交流；理論工作者和實務工作者可以互相學習。

這種關係與傳統的官僚社會很不相同。

在一個身分高度封閉的社會裡，學者、官員、商人和工匠往往分屬不同階層。知識可能被視為少數人的身分裝飾，工匠則被當成只需遵命做事的低階人員。

但是，工業革命需要的恰恰不是這種固定分工，而是讓理論與實務、學者與工匠、發明者與企業家不斷碰撞。

因此，瓦特的成功不只是個人天才的故事，也是社會邊界逐漸鬆動的故事。

而社會邊界的鬆動，正是廣義民主化的一部分。民主化不只是擴大投票權，也包括打破「只有某種出身的人才有資格思考、發明和發言」的身分壟斷。

三、瓦特的發明來自批判既有技術，而不是服從權威

1763年前後，格拉斯哥大學請瓦特修理一具紐科門蒸汽機模型。瓦特沒有把既有機器視為不可懷疑的權威，而是追問：為什麼這部機器如此浪費能源？

紐科門蒸汽機在每一次運作時，都必須反覆加熱與冷卻同一個汽缸，因而耗費大量熱能。瓦特思考的關鍵是：能否使汽缸維持高溫，另外設置冷凝蒸汽的空間？

由此產生了分離式冷凝器的構想。

這個過程具有一種重要的精神意義：技術進步始於對現狀的不滿，也始於質疑既有方法是否合理。

假如一個社會把「祖制不可變」、「前人的方法不可疑」、「權威既已認定，後人只需照做」當成最高原則，那麼即使擁有聰明人，也未必容易產生持續創新。

科學與民主在制度上雖然不同，精神上卻有相通之處：科學承認既有理論可能錯誤；民主承認統治者可能錯誤；科學允許後人修正前人；民主允許人民批評與更換執政者；科學不承認任何人壟斷真理；民主不承認任何人天然壟斷權力。

瓦特不是因為服從既有蒸汽機而成功，而是因為他發現既有機器有可以改進之處。這種允許懷疑、修正和試驗的精神，正是開放社會的文化基礎。

四、瓦特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成功，而是一個合作網絡的成功

瓦特提出技術構想以後，並沒有立即取得商業成功。他需要資金，需要精密製造技術，需要大型汽缸，也需要能把發明推向市場的合作者。

最初，企業家約翰・羅巴克為他的實驗提供支持；羅巴克後來陷入財務困難，瓦特又與伯明罕企業家馬修・博爾頓合作。1775年，博爾頓與瓦特正式建立夥伴關係，利用博爾頓的資本、工廠、人脈與商業能力，使瓦特的技術得以實際生產和推廣。

其中還包括約翰・威爾金森等人的精密加工技術。如果沒有足夠準確的汽缸製造能力，瓦特的設計即使在理論上成立，也很難成為有效運作的機器。

所以，瓦特蒸汽機並不是一個孤立天才突然照亮世界，而是多種角色共同合作的結果。科學家提供熱學等理論知識；儀器製造者將理論轉化為可測量、可操作的裝置；發明者找出既有機器的缺陷並提出改良；投資者承擔早期實驗與開發風險；企業家組織生產、推廣產品、尋找市場；熟練工匠解決精密製造問題；法律制度界定專利及合作關係；市場使用者提供需求、回饋與實際檢驗。

這種橫向合作關係，與「一個最高權力中心下令，整個社會照辦」截然不同。

專制政府確實可以動員大量人力和資源，修築巨大工程。但是，創新往往不是事先知道正確答案後的行政執行，而是在不確定中反覆試驗、失敗、修正和重新組合。

政府命令可以要求一萬個人完成一項已知工程，卻很難命令某個人在指定日期產生一項真正的新觀念。

動員需要服從；創新需要自主。

五，社團與公共討論形成了「非官方的知識社會」

瓦特後來成為伯明罕「月光社」的重要成員。月光社並非政府設立的研究機關，而是由科學家、發明家、醫生和企業家形成的民間交流網絡。成員包括博爾頓、伊拉斯謨・達爾文、約瑟夫・普利斯特里和約西亞・韋奇伍德等人。

他們討論化學、醫學、機械、地質、教育與產業問題，彼此交換知識，也把科學發現轉化為實際應用。

月光社的重要意義，不只在於聚集了一群聰明人，而是顯示社會已出現相對自主的公共空間。人們不必等候國王召集，也不必先取得官僚批准，便可以自由結社、交換知識、討論問題。

這種民間社團是開放社會的重要細胞。民主之所以不只是定期投票，就在於民主需要許多不受政府完全控制的社會空間，包括：大學；學術社群；出版與報刊；商業團體；地方組織；俱樂部及討論社團；宗教和思想團體。

這些組織使知識與權力不至於集中在單一中心，也讓不同觀點有互相競爭、修正與合作的機會。

因此，我們不能把月光社直接稱為民主制度，卻可以說，它體現了民主社會賴以生長的結社自由與公共討論精神。

六、專利制度顯示的，是「權利受法律保障」，而不是權力的賞賜

瓦特在1769年取得分離式冷凝器專利。後來，國會又在1775年通過法案，把其專利保障延長到1800年。

專利制度的重要意義，在於把發明轉化為一種可依法主張的權利。發明者不必完全依賴君主或權貴的私人恩寵，也不必擔心自己的成果可以被有權有勢者毫無代價地奪走。

這種保障可以提高個人投入長期研究與承擔風險的意願。因為他知道，成功以後，有機會在一段期間內取得合理回報。

這裡仍須保留一項批判：瓦特專利受到延長，也曾被認為限制了其他工程師的改良與競爭。專利制度並非只有好處；保障過弱可能使發明者得不到回報，保障過強則可能形成技術壟斷。

但這正說明開放制度的特色：制度可以受到批評，可以在權利保障與公共利益之間不斷調整。民主的價值不在於保證每項制度一開始都完全正確，而在於制度可以公開辯論、接受修正。

七、瓦特所處的英國並不是現代民主，卻具有「民主化方向」

如果把十八世紀英國直接稱為民主國家，顯然不夠準確。當時的選舉權非常有限，婦女、勞工及多數普通人不能充分參與政治；議會也受到土地貴族與富裕階層支配。

因此，我們不能說「民主制度發明了蒸汽機」，更不能把瓦特簡單塑造成民主制度的直接產品。

但是，民主化不只指普選完成的最後狀態，而也應該包括下列歷史變化：王權逐漸受到法律與議會限制；社會中存在多個相對自主的權力中心；大學與民間社團享有一定自主性；出身不再完全決定一個人的發展；知識可以在不同階層間交流；個人可以依法主張財產與發明權利；人們可以組織社團、討論及批評；政府之外存在廣大的社會合作空間；那麼，工業革命確實與民主化趨勢存在深刻關聯。

這不是說民主是工業革命的唯一原因，而是說工業革命所需要的許多制度條件，也正是民主社會逐漸形成的條件。

八、專制可以推動工業化，卻不等於專制創造了工業革命

這裡還必須區分「原創型工業革命」與「追趕型工業化」。

當技術路線已經明確以後，後進國家確實可以利用國家權力集中資源，引進機器、興建工廠、修築鐵路。專制政府有時也能在短期內推動這種追趕型工業化。

可是，這與最初產生新科學、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社會條件並不完全相同。

追趕者大致知道應該追趕什麼；原創者卻必須在不知道答案的情況下探索。前者可以依靠行政動員，後者更依賴自由試驗、多元競爭與容許失敗。

因此，一個專制國家可以購買瓦特蒸汽機、仿製瓦特蒸汽機，甚至命令全國大量生產蒸汽機；但這仍不能證明專制制度更容易產生瓦特。

需要區分的是：能否集中力量複製一項已知技術，與能否提供環境讓未知技術自然萌生，並不是同一件事。

瓦特的經歷顯示，工業革命並不是某位專制君主下令發生的。它發生於大學、工匠、科學家、企業家、投資者、民間社團和法律制度相互連結的社会之中。

九、有人說：真正的問題在經濟而不在民主

我以為，真正的問題不是問：是「民主」，還是「經濟」？而是：什麼制度能釋放人的能力？

但瓦特的故事告訴我們，經濟活動不是發生在制度真空之中。

瓦特能不能開設作坊，大學能不能收留他，科學家能不能自由研究，企業家願不願意投資，民間能不能結社，發明能不能得到法律保障——這些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法律與社會制度問題。

所謂「先發展經濟，再談制度」，往往忽略了：制度從一開始就在決定誰能得到機會、知識能否流通、錯誤能否修正，以及人的創造力能否被釋放。

民主當然不會直接設計蒸汽機，正如國會不能投票決定科學定律。但是，一個逐漸民主化、開放化的社會，可以讓更多人獲得探索問題的空間，也可以避免某個權力中心壟斷什麼可以研究、什麼可以懷疑，以及誰有資格成為人才。

十、結語：蒸汽機背後的開放社會

瓦特的成就當然離不開他的個人天分、勤奮和堅持，也離不開英國的煤炭、資本、商業市場與技術傳統。

但如果只有煤炭而沒有科學交流，只有資本而沒有法律保障，只有工匠而沒有大學支持，只有國家動員而沒有自由試驗，瓦特的構想未必能够發展成改變世界的動力技術。

所以，我們不必主張「民主造成了工業革命」這種過度簡單的命題。比較準確的說法是：

工業革命並非民主制度的直接產物，卻與一個社會逐漸擺脫身分封閉、權力壟斷和思想禁錮的過程密切相關。瓦特不是由民主選票創造出來的，卻是由一個已經開始容許知識流動、制度多元、個人探索與民間合作的社會孕育出來的。

而這種社會趨勢，正是後來民主與開放社會得以成長的共同土壤。

因此，工業革命不能簡單地用來證明「經濟與民主無關」，更不能用來證明「工業化必須依靠專制」。瓦特的經歷反而提醒我們：

專制可以命令人們完成一項任務；開放社會則更可能使人發現，原來還有一項從未有人想過的任務值得完成。

這也許才是瓦特的故事對民主與工業革命關係最深刻的啟示。

跳出工業革命這個議題，我其實不免聯想到，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同年，邊沁出版了“政府論片簡”。這很可能反映的是這個時期的英國社會，瀰漫著各種創新的思想。工業革命其實只是創新思想的一個特定面向的表現。

我甚至大膽認為：美國獨立運動，也是這種創新思想的另類表現。也就是說，人們不再認為：我們必須維護既定國家國民的歸屬身份。

不是所有的創新都必然具有正面價值。有些創新可能帶來社會的困擾。不過，如果不經過理性討論或試行，就逕行否決某種創新的可能性，這樣的社會大概就只能固步自封，逐漸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