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我先前談矢板明夫先生遭攻擊的相關文章底下留言，大意是：綠營人士為什麼這麼愛惜一個日本人？這裡的所謂「綠營人士」主要應該是指我。其實，我並不是綠營成員。

上面這句話看似只是政治嘲諷，背後卻有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政治認同，究竟應該由什麼決定？是血統、民族與國籍，還是制度、價值與共同生活的理想？

矢板明夫雖然父系是日本裔，卻在中國大陸成長，曾經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也曾長期在中國工作。照理說，他完全可能因長期生活經驗而對中國產生深厚情感，或者把中國視為精神上的第二故鄉，甚至是第一故鄉。這都不奇怪。許多人到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留學或工作，最後也會因為長期生活而認同當地社會，甚至不願離開。

可是，矢板明夫並沒有因此認同中共體制。相反地，他後來長期關注中國政治，也對台灣民主處境表達關切。這當然不表示他不理解中國；也許正因為他理解中國大陸，才更能看見中國社會與中共體制之間的巨大張力。

想到這裡，我不禁聯想到日裔美籍政治思想家福山。兩個人有些類似的特徵：都是日裔移民（不過，一個是祖父移民到中國，一個是祖父移民到美國）；兩個人後來都取得人文社會科學的博士學位，具有一定的菁英地位。

福山是日裔美國人。他的家族曾經歷過美國抗日戰爭的時期：二戰期間，許多日裔美國人因族裔身分遭到美國政府限制自由、集中安置；福山的祖父也曾經因此遭到禁錮。從民族情感來看，福山完全有理由對美國抱持複雜甚至怨懟的態度。

可是，福山並沒有因此否定美國。相反地，他顯然高度肯定美國；而他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工作，幾乎都圍繞著以美國為主要典範的自由民主、法治、現代國家與政治秩序。他曾經高度肯定自由民主制度，把它看成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方向。即使後來他也反省美國民主的危機，他所反省的仍是如何修補自由民主，而不是放棄自由民主。

這裡就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

矢板明夫長期生活在中國，卻沒有因生活經驗而認同中共制度；福山的家族也曾遭到美國的不公對待，卻仍然認同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價值。

這說明什麼？

它說明，人真正會愛上的，未必是一個民族本身，也未必只是某塊土地，而是某種生活方式、某種制度秩序、某種使人可以有尊嚴地生活的公共價值。

人對所屬民族當然會產生情感。語言、食物、童年記憶、山川風物、歷史故事，都會讓人對一個共同體產生依戀。這些情感都是真實的，也不應被輕易嘲笑。

但是，民族情感並不能取代制度判斷。

一個人可以愛中國文化，卻反對中共統治；可以愛自己的故鄉，卻無法接受極權制度；可以珍惜自己的族群記憶，卻不願把個人良知交給國家機器。

這正是許多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

他們未必不愛中國。很多人其實非常愛。他們愛自己的語言、土地、家人與文化記憶。正因為愛，他們才會痛苦；正因為痛苦，他們才會批判。若只是冷漠，反而不必付出如此沉重的人生代價。

然而，中共體制最慣用的手法，就是把「批判政權」說成「背叛民族」，把「關心人權」說成「勾結外國」，把「反對極權」說成「反華」。如此一來，所有制度問題都被包裝成民族問題，所有良知批判都被轉化為身分背叛。

這是一種非常有效，也非常危險的政治語言。

因為一旦民族被政權壟斷，人民就失去了批判政權的正當性。你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你同情受壓迫者，就是替外國勢力說話；你要求自由，就是破壞民族團結。

在這套邏輯下，人不再被允許愛一個更好的中國；人只能服從現有的中國權力結構。

這正是我們必須拆解的地方。

國家不是政權。民族不是政黨。文化不是統治者。愛中國，不等於愛中共；關心台灣，也不必以血統或國籍作為唯一標準。

如果一位日本人長期關心台灣民主，願意為台灣發聲，甚至歸化中華民國，我們當然可以根據他的言論是否合理來評論他，但不應只是因為他是日本人血統，就否定他的關心。

同樣地，如果一位中國人批評中共，我們也不應立刻說他是漢奸、賣國賊、美國走狗。更合理的問題應該是：他說的有沒有道理？他指出的問題是否存在？他所捍衛的價值是否值得尊重？

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共同體基礎，本來就不是血統純度，而是共同價值。

台灣人之所以可以關心矢板明夫，不是因為他是不是「自己人」，而是因為他所遭遇的事情，可能涉及言論自由、公共安全、跨境壓迫與民主社會的防衛能力。

這些問題，當然值得台灣人關心。

反過來說，如果有一位外國人真心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而某些台灣人卻反而替中共極權說話，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把誰看成更接近我們的公共共同體？

這個問題，不能只用護照回答。

真正的政治共同體，不只是由戶籍、血緣與民族想像組成，也由共同珍惜的制度價值組成。自由、法治、人權、民主、尊嚴，這些價值才是現代政治認同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福山的例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提醒我們：美國也曾犯錯，也曾因戰爭與恐懼而傷害自己的公民。但是，美國制度最值得肯定之處，不是它從未犯錯，而是它仍然保留了反省、批判、修正與自我更新的可能。

這與極權體制不同。

極權體制最大的問題，不只是它會犯錯，而是它不允許人民指出錯誤；不只是它會壓迫人，而是它還要求被壓迫者感恩；不只是它傷害了異議者，而是它還要把異議者污名化為民族罪人。

因此，當我們比較矢板明夫、福山與中國異議人士，其實看到的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面向：

人究竟會愛上一個民族，還是一種制度？

我的答案是：人當然可能愛上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一片土地；但最終能讓人長久認同並願意守護的，往往是一種使人可以自由、有尊嚴、有安全感地生活的制度。

民族情感可以感動人；但制度價值才能安放人。

一個人若只被要求愛民族，卻不能批判制度，那樣的愛最後很容易變成服從。

一個人若能因制度而愛上一個共同體，並且願意在它犯錯時批判它、修正它、守護它，那樣的愛才比較接近成熟的政治認同。

因此，我們不必問：「為什麼要愛惜一個日本人？」我們真正應該問的是：在自由民主受到威脅的時候，誰願意站在自由民主這一邊？

而這，才是比民族身分更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