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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7/05 10:24:28瀏覽312|回應3|推薦4 | |
在臉書上看到有人整理已故香港作家倪匡留下的一些名言,稱之為「金句」(應該是由呂秋遠先生編輯)。我們一般人大概看了笑笑,就過去了。但是,我覺得應該要進一步做些反思,這些話是出自沉痛的心情,不是純粹當笑話來說的。看了笑一下,其實是輕薄了說話者的真正心情。 我覺得,倪匡的這些話,如果只是當成「反共金句」,其實很容易流於情緒性的宣洩;但如果把它們放回他的生命經驗,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來理解,反而可以提出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中國人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中共?又應該如何處理當前的歷史處境? 我想,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不同層次來討論。 一、首先,要區分「情緒判斷」與「制度判斷」 倪匡許多話都非常辛辣,例如:「共產黨的話什麼時候靠得住?」、「今生不做中國人。」這些話容易讓人覺得只是憤怒。 但是,如果深入看,就會發現,他真正批判的,其實不是某一位領導人,而是一種制度結構。 例如第五句:「國家不屬於百姓,而屬於極權統治者。」這句話真正提出的是一個政治學命題:國家的主人究竟是人民,還是統治集團? 如果人民不能透過選舉、司法、媒體、言論自由去制約政府,那麼「人民共和國」是否真的屬於人民,就值得討論。 所以,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倪匡討不討厭中共,而是:中共政權是否建立了一套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的制度?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當代中國人最大的困境是容易把「中國」與「中共」混為一談 倪匡的許多名言,容易被理解成:反中。但我一直認為,一個更重要的區分是:中國 ≠ 中共。 「中國」包括:幾千年的文明、無數普通百姓、文學、藝術、哲學、家庭、鄉土、人情。而「中共」只是一個成立不到一百年的政治組織。 如果把兩者完全等同,就容易落入另一種政治神話:愛中國=愛中共。 然而,一個人完全可以熱愛中國文化、尊敬中國人民、同時批評中共制度。反過來也成立。因此,中國人首先需要建立的,就是這種區分能力。 對我來說,「中國」是個可以批判、也值得批判的對象。但是,「中國」畢竟包含了太多內涵,甚至我們自己也可被包含在內。如此,我們就很難說要廣義「反中」,那就可能會反噬我們自身。批判中國可以;而我也不反對主張台灣離開較狹義的「中國」(包含主張台獨)。但是,「反中」的打擊面太大了,既不可行,也不必要。 三、中國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反共,而是重新建立「制度信任」 倪匡第三句說:「共產黨的話什麼時候靠得住?」很多人看到這句,只會笑。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一個政府會讓人民形成這樣的印象? 政治學有一句很重要:國家的成本,很大一部分來自信任。如果人民相信政府今天說的明天還會算數,那麼:契約成本下降、投資增加、社會合作增加、制度運作效率提高。 如果人民相信今天承諾明天可以推翻、今天法律明天修改、今天允許明天禁止,那麼整個社會就會形成:人人只相信自己。最後:沒有信任;沒有長期規畫;沒有真正創新。 所以,倪匡批評的,其實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政治信用。 四、真正的問題,不是人民是否支持中共,而是人民是否有能力修正中共 任何政府,都可能犯錯。民主制度並不是因為人民永遠選對,而是因為人民可以把錯誤修正。如果政府不能被批評、不能被監督、不能和平輪替、不能公開辯論,那麼,再好的政策也可能一路錯到底。 所以,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中共是不是永遠正確,而是:如果中共錯了,誰能糾正?如果答案只有中共自己,那就形成一個封閉循環。 這也是許多研究威權政治的人最擔心的地方。 五、中國人今天真正面臨的,是「三條道路」 很多討論只剩兩種:第一、完全支持中共;第二、完全推翻中共。 其實,中間還有很多可能。例如:第一條路是維持現狀:接受目前制度;相信政府;配合國家發展。這條路最大的優點是穩定。最大的風險是:如果制度發生重大錯誤,缺乏修正能力。 第二條路是激烈革命:這也是中國歷史最熟悉的一條路。秦末、東漢末、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中國歷史一次又一次:推翻、建立、再推翻。代價都極高。 因此,今天很多中國人害怕革命,不是沒有理由。 第三條路是制度漸進改革。也就是逐步建立: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地方自治、公民社會、言論自由、公開監督。這條路最慢,卻也是許多民主國家真正走過的道路。 問題在於:它需要統治者願意開放。 六、倪匡最大的價值,不僅在於反共,也在於提倡獨立思考與懷疑精神 倪匡反共,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他親身經歷過中共的統治,也長期居住在香港,貼近中國大陸而且與中國大陸來往密切、關係特殊的一個地區。而倪匡是個很能夠獨立思考的人,所以由他倡言反共,更有參考意義。 我也反中共,特別是主張拒絕接受中共統治。但是,嚴格來說,中共的出現與成為中國的統治政權,並不是偶然,也不是反映某個特殊群體的集體惡意。我也不會說:中共對當代中國毫無建樹。只是犧牲太大、遺患太深,而且還會繼續對中國產生不良影響。倪匡的言論的刺激力道比較大,更能讓一般中國人意識到上面這些問題。 不過,如果從更理性的角度出發,也許我們要尋找的,不是那些最辛辣的話,而可能是這裡列的第七句:「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 因為:沒有言論自由,人民就不能知道:政策是否失敗;數據是真是假;官員是否貪腐;人民真正想什麼。 也因此,沒有言論自由,其他自由都很容易失去保障。這不是只適用於中國。任何政府,任何政黨,其實都適用。 言論自由的意義,容易被低估。事實上,可能是被刻意抹殺,尤其是在專制獨裁體制下尤然。 七、中國人今天最需要的,不只是勇氣,更是「認知上的成熟」 我覺得,中國社會未來真正需要完成的,不只是政權更替,而是政治文化的成熟。 成熟至少包括以下幾個能力: 能夠區分「中國」與「中共」,避免把文化、民族與政黨混為一談。 能夠區分「批評政府」與「否定國家」,讓公共討論不再被忠誠測試所綁架。 能夠區分「短期穩定」與「長期制度健康」,理解穩定固然重要,但若缺乏自我修正機制,穩定也可能累積更大的風險。 能夠區分「改革」與「革命」,避免把所有改革訴求都理解為顛覆政權,也避免把革命浪漫化。 從這個角度看,倪匡的價值,不只是留下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警句,而是在提醒人們:不要把任何政權神聖化,也不要放棄獨立思考。 八、結語 最後,我想再補充幾句話。倪匡的語言風格本來就以尖銳、諷刺著稱,這使他的話具有很強的感染力,但也容易掩蓋問題的複雜性。例如,「今生不做中國人」更多是一種文學性的強烈表態,而不宜直接當作對所有中國人的政治建議。若把它字面化,反而可能模糊了他真正關心的問題——不是否定一個民族,而是對極權統治及其後果提出最嚴厲的抗議。 因此,我認為,倪匡留給中國人的真正課題,不是「如何憤怒」,而是「如何建立一個不必再依賴憤怒來維護尊嚴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政治共同體,最終不應建立在對任何領袖、任何政黨的崇拜之上,而應建立在制度、法治、公開討論與公民自由之上。唯有當人民能夠自由地支持、批評、修正政府,而不必擔心因此失去基本權利時,「國家屬於人民」才不只是口號,而會成為可以被實踐的政治現實。 說到這裡,我聯想到劉曉波先生。他已經在牢裡過世。他提倡的所謂「零八憲章」,也早已經銷聲匿跡。什麼自由、民主、人權...,在此刻中共官方語境裡,恐怕都成為了洪水猛獸,必欲去之而後快。 在中共牆內,談到劉曉波,最常常提及的議題是劉曉波說過的一句話:中國需要被西方殖民三百年。引用了他的這句話,劉曉波也就被釘上了中國的恥辱柱:你怎麼可以鼓吹被西方殖民呢?還說要三百年。民族罪人,死不足惜! 一種文學性的激情表達,在這個時刻,被當作嚴格的犯罪記錄。當然,偉人毛澤東說過要湖南獨立、“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這種激情話語或應景說詞是不被究責的。不為什麼,只因為他是中共的永恆偉大象徵。 附錄:倪匡金句 1.論中國夢: 「聽共產黨提出來的口號便覺得很滑稽,實現中國夢?何謂中國夢?整天叫人發夢,你說奇不奇怪?」 2.論共產黨與妓女: 「坊間流傳一句倪匡的話說:『妓女比共產黨更可信。』這句話實在太冤枉了,我從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的,這句話對妓女很侮辱。」 3.談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共產黨的話什麼時候靠得住?數十年來沒實現過一句話。」 4.談香港的未來: 「共產黨管治的地方怎麼會有希望?沒有希望!等於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一樣。香港的作用愈來愈小,就剩下共產黨的貪官要在這裡匯錢到西方世界。」 5.談中國的本質: 「(中國)這個國家不屬於百姓,國家是屬於極權統治者的,跟百姓沒關係。」 6.談今生不做中國人: 「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是天下第一好書,卻不夠徹底,我會說今生不做中國人。」 7.談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任何其他自由。」 8.談進步: 「人類之所以有進步,全因為下一代人唔聽上一代話。」 9.談鬼神: 「人幹點好事總想讓鬼神知道,幹點壞事總以為鬼神不知道,我們太為難鬼神了。」 10.談反送中的年輕人: 「我逃走咗就算數,但現在的年輕人沒選擇逃,選擇對抗,我很佩服他們……打壓愈大,反抗愈大。以我個人立場,無論什麼情況,我都站在年輕人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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