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路上開設公開課程、講述民國歷史的自媒體人李天豪先生，無可避免地時時議論到與中華民國歷史關係緊密的先總統蔣介石。李先生顯然對蔣的表現、作為頗不以為然，語多輕蔑，評價不高。

但是，我對李先生的這種議論見解卻也不盡以為然。由於時間、精力所限，這裡只能簡單提出一些零散的個人看法。也許可作為未來繼續討論的拋磚引玉材料。

如果總體看李天豪先生講民國歷史，我必須稱許他史料豐富，運用自如，陳述有條理，論據堪稱嚴密，而且不乏幽默之語，算是很成功的自媒體歷史課程。但是，李先生似乎主要還是從中國民族主義立場出發，帶有濃厚評價意味地進行史事敘述，而李先生似乎未能從較宏觀的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的觀點/理論框架來開展其歷史論述。這是比較遺憾的一點，卻也可能是很致命的一點。因為在中國長期轉型過程上，這是關乎重要而又很可能出現問題的歷史轉捩點上的抉擇過程。不過，這部分恐怕需要很費心思地來討論，此處暫時無力系統處理。

以下，我主要想針對李先生關於說蔣介石“識人不明”這個評論做出一些討論，也許稍作延伸討論。我以為，與其說蔣介石"識人不明"，也許毋寧說他是"識己不明"。而這種識己不明，卻又可能情有可原。為什麼？請容許我慢慢鋪陳。

說蔣介石識人不明，這可能會引起許多人的共鳴，特別是蔣介石似乎任用了一些庸才、不善戰之將，甚至還重用了一些中共的間諜、臥底或親共人士。劉斐、郭汝瑰等中共間諜（？）固然常常被人議論。劉峙、王柏齡等人又常常被嘲笑是庸才。就是陳布雷這種身邊人，其內心對蔣介石是否徹底忠心，也讓人有疑（他女兒陳璉的政治立場未必不是受陳布雷自己私下立場的影響）。

但是，話說回來，我並不認為蔣介石有識人不明的問題。至少，對蔣介石來說，這部分不是很嚴重的問題。相對於絕大多數人，蔣介石在識人方面的能力絕對是屬於領先群。而蔣介石能夠成為近代中國的時代巨人，這種識人能力其實也是關鍵的一環。就以國府播遷來台以後來說，早期就有所謂“商山四皓”之說，就是指蔣介石引用了一些很優秀的人才。至少，後來人們稱道的陳誠、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蔣夢麟...等人，就都可算是治國能臣。他們受到蔣介石的重用，而且他們也果然為台灣帶來了顯著的進步成果。

即使是在大陸時期，北伐中那些優秀的戰將，包括白崇禧、李宗仁、張發奎、何應欽、葉劍英...等，難道就不是蔣介石所用的人才嗎？北伐能夠大體成功，難道蔣介石全然無功，都是底下人自動跑出去打的勝仗？而蔣介石只是坐著等結果嗎？

李天豪譏笑蔣介石打仗能夠打勝，總是靠著拿錢財、名位來收買敵人，而不是靠行軍布陣、攻堅的能力，但是，誰說打仗只能依靠行軍布陣呢？所謂“戰略”本來就可以很廣義，討論歷史的人更應該有這樣的視野、高度。項羽、韓信固然善戰，誰說劉邦是戰略低能者呢？善於服人或拉攏人，同樣也是本領。

蔣介石如果誤用了劉斐、郭汝瑰，甚至說他誤用了李、白等人，難道這些人不是人才嗎？蔣介石用他們是不識才嗎？當然不是。他們的確都是人才，是應該被重用。至於說他們背叛蔣介石，那應該是蔣介石“識己不明”的結果。怎麼說呢？也許可以說是蔣介石高估了自己，高估了自己對部屬的號召力、吸引力；更根本的是，蔣介石可能高估了自己的道德水準，或道德形象。蔣介石可能被自己心中的一股正義之氣所感動，而他也認為，別人同樣會被他這股正義之氣所感動。事實上，許多人確實也被他感動了。只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如此，也不是感動以後就會永遠對他忠誠。（其實，內戰後期的杜聿明大概也已經失去了對蔣介石的忠誠。也就是說，杜其實也開始懷疑蔣介石的行動正義性及其軍事指揮能力）蔣介石大概難以想像，他如此重用、重信的部屬，竟然還會背叛自己。當然，蔣介石的這種誤判，後果很嚴重。

蔣介石的確也任用了劉峙等庸才（？）將領，這可能是蔣介石護短的證明。但是，這也未必就是識人的問題，而可能是看重人的什麼特質的不同選擇。如果忠誠的重要性被看重，未必是錯誤的標準。它可能只是理性用人時的某種考慮。

這裡，我的重點並不打算進一步檢討蔣介石的道德水準與能力問題。簡單說，蔣介石在道德與能力上不是完人，而是凡人，優秀的凡人。但是，他可能有兩個性格特點，值得特別被提出，一是他是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二是他的意志力與毅力超乎常人。結合這二者，他在挽救國家危亡的時刻，往往能夠迎難而上，堅此百忍以圖成，完成重大歷史使命。

這裡不妨針對他的意志力與毅力先稍作描述。僅僅是他在日記上用毛筆天天寫、寫了十幾年的“雪恥”兩個字，這就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他領導抗戰八年，其實到後來也是接近油盡燈枯，身體快撐不住了。他這時候的形象，被外國人形容得很難堪，好像他已經完全無能有所作為。但是，他畢竟還沒有放棄，而終於能撐到抗戰勝利。這種事情所需要的毅力、意志力，恐怕要很有同理心的人才能夠體會。

也許更極端的例子是到了1949年末時候的國府處境。這時候，國府幾乎被認為已經終結，而且也看不到有任何指望、外援。但是，蔣介石還在各處走動、部署，尋找出路、生機。就算這是為了延續個人權力所做的努力好了，能夠到這種時候還繼續努力拼搏，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夠做到。絕大多數人到這時候大概都已經認輸、放棄了。蔣介石的政敵之一的馮玉祥，晚年的一些行事大體就符合這種描述。我們也可以參考越戰末期南越一些領導人的選擇，譬如阮文邵、阮高祺等的選擇。相對於他們，蔣介石的行動所反映的意志力與毅力，也同樣是不可思議的。

蔣介石也許真不是能征善戰的將軍，但是，他在北伐軍事上的勝利，也還是他運籌帷幄、拉攏各方、確定戰略，並且動心忍性、終底於成的結果。忘了他的總體成就，而執著於他的小勝小敗的戰績，這恐怕不是很好的歷史學的視野。

至於說蔣介石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這一點獲得了大陸歷史學者高華（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的肯定。高華顯然並不那麼肯定國府時期的種種作為，但是，最後還是不得不肯定蔣介石是個民族主義者，也可以說是愛國者。當然，中共幾乎完全從反面來評價蔣介石的作為。只是，中共關於抗戰的紀錄（或吹噓）顯然非常背離史實。

蔣介石積極爭取取消不平等條約，又參與國際活動，讓中國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戰後被列為所謂四強。這些對於提升中國國際地位，都有積極意義。也顯然是蔣介石為民族主義做出的重要貢獻。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國家遭受欺凌的時候，為國家獨立、平等地位而努力，這和在承平的時候，致力於成為“厲害”國度、戰狼國度，意義大不同。

我以為，先總統蔣公無論如何都是近代中國的民族英雄，並且也是維護台灣免於被赤化的主要功臣。

當然，蔣介石確實也有他的重要缺點，包括性格方面，也包括一些重要的舉措上。他不是那麼容易信任別人，而對於不太信任的對象，他有時候做法並不公平。說他護短，說他偏私，可能不算離譜。但是，他卻似乎忘了或未充分意識到自己有這些缺點，而把自己想像成道德高尚，或者說是積極追求實踐正義人士。而他認為他作為領導者理當得到大家的擁護。他也以得到人民擁護為應然，甚至為實然。當他把得到人們擁護作為基本實然來估計敵我態勢的時候，很可能發生誤判形勢的問題，並且導致戰爭失利。這很可能是他內戰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裡可能留下一個相關的關鍵問題，就是他想要徹底消滅共產黨的做法，以及他主張“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路線。這很可能是他為人詬病的重要理由，也可能是他失去人心的根源因素。但是，對中共，究竟是應該安撫，乃至合作，還是應該予以消除，這其實是個需要深入討論的議題。邏輯上說，如果中共這個組織好比像是中國社會的癌細胞，那麼，消除它可能就是必要的舉措。當然，這個論證並不容易。更重要的是，這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是不容許被討論的。即使在台灣討論，也會受到嚴厲的抨擊或善意的阻止。

中共是不是中國社會的癌細胞，這畢竟只是個比喻，很難直接做出回答。但是，中共確實有“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的問題，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卻又很難有清楚的、邏輯嚴謹的說法。人們往往是逕行感性擁抱或拒斥，而不及於理。這就很危險。

極權制度強調社會/國家集體的絕對優先性，並且認為為了實現集體目標，個人可以被宰制、被犧牲。具體來說，政府為了實現集體目標，可以操控個人，甚至犧牲個人生命、財產等權益。“高壓”、“強控制”可能是極權體制的主要特色。而在高壓、強控制式的統治下，實際上，犧牲個人固然在所不惜，而控制者是否仍然是堅持為集體的整體利益考量，卻可能未必，甚至必然會失控。而且，高壓統治可能會藉由壓力層層傳遞，而累積增壓，也就是說，到底層民眾身上，所承受的壓力已經大到不可想像的程度。就好像疊羅漢，底層的人承受的壓力會非常巨大，大到會傷害、甚至毀壞整個結構的程度。

即使是極權體制，也可能有其理論上的說服力。就好像共產主義可以成為許多人的理想那樣。中共在1950年代末開始實施人民公社制度，就可以端出許多美好的說詞，讓人們憧憬人民公社生活的美好。但是，實踐的結果，卻導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悲劇。那意味著，人們實際上拒斥這種集體生活模式。飢荒主要是由於嚴重的疏離感與怠工所造成。人民公社制度這個大膽實驗計劃也因此無法繼續，只好作罷。

這裡的敘述只是很簡單地描繪了人民公社實驗，但重要的是人們生活在其中的感受，那種被控制、被約束的感覺。而這種控制，就好像是一個漫天大網一樣，讓人無可逃遁。這是一種遏抑人的生機的統治模式。它必然帶來失敗，而且是集體的失敗。這個論述或可從"Why nations fail?"一書的討論中得到最系統的論證。

我討論這些是做什麼？我要論證蔣介石反共行動的意義，特別是行動的必要性。他做好了準備嗎？他夠條件來擔當這個反共領導者的角色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連他自己大概都不敢有肯定的答案。但是，他應該退卻嗎？應該放棄這個責任嗎？

蔣介石是可以放棄這個責任的。說不定還會因此得到廣泛好評：看！他下台的姿勢好優雅！但是，如果他這麼做了，至少，台灣今天很可能也就會是我們所謂的“中國大陸”的一個部分，而這個部分很不可能是像今天這樣甚至在許多方面足以和中國大陸分庭抗禮，或者超越中國大陸。當然，大躍進、文革等悲劇，台灣大概也都逃不了。

我們同樣也可以想像，如果當初蔣介石在北伐之際退卻、放棄，大概也就不會有所謂清黨這件事，而事後他也可能不會被罵得那麼厲害。他在北伐之前與北伐時進行的奪權鬥爭，顯然也引起很多批評。但是，他如果不奪權而是走人了事，北伐事業很可能就會推遲，或者遲遲不會有北伐這件事。也就是說，中國可能會陷入更長期的分裂、混亂。蔣介石的個人權力伸張，和中國國家的整合、進步，以一種特殊方式結合為一。我們可以期望他做得很瀟灑、退卻得很乾脆。但是，這未必符合整體中國的利益。

迎難而上，這是蔣介石的行徑。只是，他個人的性格缺陷，包括他的胸襟可能不夠開闊，容易護短、偏私等，也在迎難而上的同時，被眾人一再檢視，而因此對他不滿、厭惡。

我們作為觀眾的局限在於：我們不知道，如果蔣介石不肯迎難而上，那麼中國的局面又會如何。多數人很可能會想：沒有你，也自然會有別人出來，而且可能會更好。

請注意，“會更好”，只是可能，而且這種可能性未必很高，往往是很低。

我們不難觀察到，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都有領導者，也會有多個預備出馬領導的人物。但是，以較落後的非洲國家為例，他們往往始終缺乏優秀的領導者，優秀領導者始終難產，而國家也往往始終動盪、發展遲滯。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欠缺整合的國度，往往很長時期都繼續處於低度整合的狀態，也是一直落後的狀態。正因為如此，“亞、非、拉國家”就成為落後國家地域的簡稱。這表示這些地域裡的國家往往長時期都很難進步。優秀領導者沒有就是沒有，或者出不來就是出不來。他們的社會條件限制了優秀領導者的產生與出線。

那麼，在20世紀初的中國呢？條件具足嗎？軍閥割據就證明了這個難度很高。蔣介石則是出來突破困境的唯一一人。汪精衛能夠在沒有蔣介石的條件下，完成北伐任務嗎（或者不北伐而統一中國）？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張發奎...能嗎？請注意，有些人可能比蔣介石更英勇、更善戰，但是，要領導發動北伐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又或者，在台灣，胡璉、孫立人也許也比蔣介石更善戰，但是，他們能夠成功領導台灣繼續發展嗎？我的估計是，他們都不行。以李宗仁為例，他只能是個將軍，搞政治非常外行。孫立人亦然。

也許有人會問，那麼，如果是孫文呢？如果孫更健康、長壽些，他能夠領導北伐嗎？我的估計也是幾乎不可能。孫是思想、宣傳的長才，卻又離開軍事太遠。而且，他的個性似乎太浪漫，和軍事領導者所需要的特質太遠。

簡單說，我認為，如果不是蔣介石當仁不讓，那麼，北伐事業可能被長期拖延。當然，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可能是北伐的重要助力。但是，就好像後來實際發生的故事那樣，中共和中國，就是很難水乳交融，而只能是通過血流成河的過程來建立共產主義中國。

這裡，又有一個可能有爭議的議題需要討論。

按照李天豪的說法，蔣介石開始時並不反共，後來反共是為奪權。對此，我也很難同意。我以為，蔣介石的性格其實天然傾向守舊。他早期會參加革命，只是因為對清末社會太過失望。類似的情況應該很普遍，很多人都有類似心態。也所以，許多革命者後來卻會變成保守派。另外，蔣介石與西山會議派的戴季陶是至交好友，蔣介石看到西山會議派的人受到國民黨二全大會的打壓，顯然是非常不滿，而不是像李天豪說的，蔣介石夥同汪精衛一起打壓國民黨右派（打壓胡漢民個人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事實上，蔣介石很可能是因為聯俄容共政策的需要而不得不忍受共產黨。但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二全會上的主導氣勢卻可能讓他非常不習慣，乃至憤怒。

李天豪說蔣介石是為奪權而反共，其實，蔣介石這時候如果徹底投向共產黨，甚至成為共產黨的領導者，又有何不可？再不然，也可以像汪精衛一樣，成為國民黨左派，擺出積極親共姿態，也可以呀！他為什麼不這麼做？總之，要奪權可以有很多方式，“打不過就加入你”，這不是很常見的策略嗎？為什麼一定要反呢？反共是因為他內心深處由衷對共產黨不以為然。當然，從內心直覺感到不滿到清楚意識到問題，再到能發展出一套論述或採取積極抵制行動，很可能都需要時間、需要思想沉澱。這可能可以在奪權論之外來幫助解釋為什麼蔣介石並沒有一開始就表現出積極反共的立場，而之後卻又如此強烈地反共。

如果反共是正義行動，是挽救中國的行動，蔣介石則是那最積極採取反共行動的人士。這對中國的長期歷史發展來說有重大積極意義。

當然，很多人不是這樣看的。對他們來說，反共是否正義，固然沒有單一答案，而看見眼前的中國大陸，似乎中共帶來了巨大的進步，反共就更沒有理由了。但是，事情真是這樣嗎？對反共正義性的質疑，也就使蔣介石的反共行動的正義性變成越發可疑。而對蔣介石的評價也越發負面。

但是，我還是要說，蔣介石甘冒罵名，做了反共這件事。我們就要從這件事的是非來評斷他。

我的意思是，蔣介石的反共，為中國、為台灣提供了另外和中共對照的典範。即使是在國府還在大陸的階段，反共努力卻也可以說是：美好的仗已經打過。雖然輸了，卻也留下了反共的火種。

為什麼我會說蔣介石的識己不明是情有可原？因為他可說是逆勢操作，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也可能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為而為，是在打沒把握的仗。因為沒有人會做力挽狂瀾的先鋒。中國反共的人其實很多。但是，他們需要有人走在前面，帶領他們。而誰走在前面不會挨揍、不會挨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