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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0/26 08:34:30瀏覽1077｜回應6｜推薦8 | |
在國共內戰後，國民黨叛將在中共建政以後遭到殺戮或長期關押，這是斑斑可考的歷史事實（可參見下面附文的部分名單）。除了叛將，反革命份子也是中共建政以後要對付的對象。按照中共1954的官方報告：“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262萬餘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000餘名，關了1,290,000餘名，先後管制了1,200,000餘名。”當然，這些也還不是中共建政以後的總殺戮、整肅人數。接下來還有許多“運動”，中共的殺戮、整肅人數還在繼續累加。那些不願意順從的民眾，不論是基於什麼理由，都可能遭到整肅，或者殺戮。中共的殺戮、整肅罪孽（還有大量因為劣政而造成的飢餓死亡），不清算則已，清算起來，讓人很難不生恐懼。不過，這種殘酷統治的做法是不是也可以用來推論未來呢？如果未來中共統一了兩岸，也還會發生類似的悲劇嗎？
中共可以強調，現在的中共早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共，所以不可同日而語。那麼，如果未來中共統一了兩岸，事情究竟會如何呢？是不是真就可以和平而沒有殺戮、整肅的悲劇呢？
其實，我一向認為，群體之間的衝突悲劇，大體無關於人性的邪惡與否。也就是說，並不需要證明中共人心邪惡，所以才會發生殺戮悲劇。譬如說，我也認為，以巴衝突，大體也不是其中的任何一方特別邪惡，所以會爆發衝突與殺戮。
容我舉個也許並不恰當的比喻。就好像我們殺豬，我們並不是因為生性邪惡，所以才會去殺豬，或者同意他人殺豬，乃至需要他人殺豬，以便自己有豬肉可吃。殺豬，對多數人來說都與邪惡與否沒有什麼關係。也許這樣的比喻不是很讓人有感覺，那麼我們不妨再舉另外的例子。我們知道某個人因為犯罪伏法，被槍決了；而且，我們並沒有表示反對。甚至，我們自己也參與了這個判決或槍決的過程，但是，我們並不認為自己邪惡，也不覺得做這個事情與邪惡與否有關。然而，如果事後證明，被槍決的人是冤枉的呢？或者是被過當懲罰的呢？我們可能覺得有點慚愧，但是通常仍然不會把自己的行為連結到邪惡這件事。
那麼，再擴大一些，好比說日本當年遭到了原子彈的轟炸。我們可能心中稱快，而沒有憐惜。誰會去憐惜他們呢？可能是很多年以後的某些人，譬如現在就有一些人開始覺得日本人當年受到原子彈的轟炸是特別可憐的，使用原子彈轟炸是不人道的。
重點是，會視日本人為受害者而憐惜的人，和那些不憐惜的人，是不同情境下的人。兩種人之間，未必存在誰比較邪惡、誰比較仁慈的差別。至少那很可能不是態度差異的關鍵原因。
同樣的，如果中共在統一了台灣以後，抓了一部分台灣人去關押，甚至處決，那麼，很多的中國大陸民眾很可能會覺得：那沒什麼。注意，這些人未必特別邪惡。
就好像當年德國納粹屠殺了大量猶太人，當時的一般德國民眾很可能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而他們也並不特別邪惡。好像事情只是就那樣了。很多人不太願意去多想、多談這些悲劇事件。避免去想、去談，他們甚至可能覺得這是一種善良。
也許有些人會質疑：至少，那些主事者對這些悲劇有責任吧？那他們的邪惡與否難道也無關悲劇發生與否？對，他們應該有責任。但是，這也可以有但書。
納粹軍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為當年屠殺猶太人而受審（1961）的時候，強調他只是奉令行事，因為他一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而且他並不仇恨猶太人，他甚至還曾經幫助過猶太人。
我也相信他的說詞其實有一定代表性。也就是說，會發生大屠殺，參與者未必對猶太人有多麼大的仇恨，而也未必是因為納粹成員特別邪惡。
那麼，窮源溯本，是不是一定要去追究希特勒的惡性呢？希特勒是邪惡之集大成者嗎？
細看去，也可能未必。希特勒可能希望讓德國成為最偉大的國家，可能希望拯救德國人擺脫三十年代大蕭條的痛苦淵藪，而且他甚至已經得到了相當的成功。他邪惡嗎？
一些心理學者嘗試指出，希特勒有心理變態問題。我相信這種論調應該可以成立（究竟是什麼樣的變態心理，另當別論）。不過，重點是，他顯然並沒有因為心理變態而被社會拒斥，反而成為了國家的領導者。這可能表示，他的變態程度可能並不嚴重；又或者，他的變態其實恰足以迎合當時的社會心理需求。
我們也許可以想像，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其中包括全民大煉鋼、人民公社等。結果導致三千萬人飢餓死亡。即使如此，當他開始搞文革的時候，那些紅衛兵們在面對毛澤東的時候，表現得是多麼激動、多麼崇拜。這些又反映了什麼？我以為是某種“人同此心”的情境：毛澤東描繪的遠景，也是大家願意去憧憬、追求的目標（而毛澤東則被相信是有能力帶領大家實現目標的領導者）。
大躍進的飢餓死亡悲劇，很可能無關於毛澤東的“邪惡”，至少邪惡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根源。類似地，納粹的大屠殺，很可能也無關於希特勒的“邪惡”。
我以為，大規模悲劇的形成，最重要的是“結構”的矛盾。就好像兩個星球相撞，就會造成星球的毀滅。那就是結構矛盾的具體表現。當然，結構矛盾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不過，兩個不同群體在並非完全融洽的情況下結合，大概是最危險的情況之一。至於人性的作用，恐怕只要是多數人足夠冷漠，就不難讓大悲劇成形。如果再多一點群體間的仇恨或不滿情緒，條件就更具足了。
德國在一戰後的極度局限處境，和他們亟需突破經濟困難的期待，兩者難以調和。而建立新秩序、削除造成結構扞格的存在，就變成某種理所當然的舉措。而猶太人就成為了這種結構調整時的犧牲品。
大躍進也是在經濟困難中尋求快速突破的做法。只是，毛澤東顯然低估了集體行動可能產生的問題，也低估了打破傳統行為模式可能帶來的危險。
至於兩岸統一，我以為有可能會牽動諸多結構矛盾的總爆發。兩岸之間潛藏的許多矛盾，因為在現在的關係中不便過度渲染，甚至必須極力壓抑，卻可能在統一過程中不得不面對、處理，而也極可能爆出火苗。同樣的，這種衝突過程可以與人性邪惡沒有太大的關係。
簡單說，兩個大型群體的碰撞，幾乎無可避免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兩岸如果統一，就會是這種情況。能夠在這種過程中平和開展，那是高度文明群體才有的能耐。現實中，這種範例並不多見。
兩岸統一會帶來災難悲劇。這是我大體的預見，能不能說服別人，就非我所知。只希望大家願意平和、理性地看待我這種悲劇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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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