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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9/21 16:06:05瀏覽510｜回應3｜推薦8 | |
在社會學先驅學者韋伯的行動分類裡，人的行動大體可以分成如下的四種基本類型：“情感性”、“傳統性”、“目標理性”、“價值理性”等四類。前面兩類行為中比較少意識、思考的成分，比較是對情境或刺激的直接反應，而反應的方式大體是出於情緒或出於習慣，所以是情感性的或傳統性的行為。這兩種行動類型，大體也就是屬於非理性的行動類型。而後面兩種行為則比較是有意識的、經過思考的，較符合邏輯的行為或行動（如果做細分，韋伯表示“行動”action是有意識的“行為”behavior）。“目標理性”行動大體是指出於對實現合理目標的預期而發生的行動；而”價值理性”行動則大體是指本於能夠體現某種價值之信念而發生的行動。
以上的分類比較是概念性的區分，而在現實世界裡，這些分類彼此之間並不完全互斥，人的行動很少是純粹的、單一性質的，譬如說，價值理性行動也可能帶有傳統性行動或情緒性行動的性質；而”目標理性”行動未必沒有價值意涵。反之亦然。所以，要就現實世界裡的行動依上述分類進行歸類並不容易。不過，這並不表示韋伯的這種行動分類沒有意義，因為這種分類可以邏輯連結到不同的因果（當然，因果關係畢竟也只是一種機率性質，特別是對韋伯而言）。即使是機率性的因果、是複雜的多元因果，行動分類後總是多幾分脈絡可循。
韋伯做出這些行動分類，大體是要釐清所謂“理性化”的確切指涉涵義。韋伯強調“現代化”的核心性質就是“理性化”，但理性化又是什麼意思呢？他指出，近代西方的理性化主要是工具理性化，是講究手段如何能有效達到目的的行動，至於目的是不是能夠體現所信的價值，甚至行動本身是不是違反所信價值，這種問題卻可能被忽視。這其實也可以說是韋伯對西方“現代化”趨勢的批判。他暗示說，循著這種工具理性化的趨勢下去，會漸漸變成一種”去人性化”(dehumane)的狀態。
相對於現代化過程中的西方，近代中國社會展現的可能是另外一種問題景象。如果西方社會是過度工具理性化，傳統中國社會很可能在工具理性化的發展上程度是很不足的。傳統中國社會可能對“價值理性”有較多的強調。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對“三綱五常”秩序的強調，大體就可視為某種價值理性。“綱常”秩序作為價值，有其積極社會意義。基於此，中國文化傳統對行動中綱常意義的強調也有一定程度的（價值）合理性。
問題是，傳統中國的綱常倫理很可能太強調父權體制、太強調家族成員之間的緊密連結，而相對忽視行動要依循普世原則，特別是對異己者的公平性原則；也相對忽視對外部世界的探索、認識，乃至對超越世界的思考。
在近代中國的變革努力中，傳統的綱常倫理更常被認為是許多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或者是進步的阻力來源，所以成為“破四舊”的主要攻擊議題；“打倒孔家店”的文革口號大體也是在批判傳統綱常倫理過於封建、落伍，違背共產主義的“平等”理想原則。
劉曉波對傳統中國文化也做了激烈的批判，包括對傳統“理性”的批判，認為是一種僵硬的、缺少生命力的“理性”。不過，嚴格來說，他所批判的傳統“理性”，其實比較適合歸為韋伯所謂的“傳統性行動”，因為其中缺乏思考、缺少對當前情境的批判性檢視與適當回應，而比較是依循舊慣來行動，並且認定舊的模式就是正當的行動模式，或者是是非判斷的基準。
在中共前文化部長王蒙所寫的“不革命行嗎？”一書中，他歷數了傳統中國社會的問題及其根深蒂固，由此，他嘗試論證當代中國革命之必要。我可以大體接受他的基本論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在近代中國，革命有其必要（也就是說，如果不採取較激烈的手段，很難大幅度改變既有的社會文化結構）；而且，鑑於階級剝削的問題之嚴重，所以，朝向社會主義“平等”理想的革命路線，應該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事實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路線一度是很接近的，國民黨的路線大體也是包含民族主義與某種社會主義，外加一些模糊的民權意識。孫文就曾經說過他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孫文的三民主義明顯較早期共產主義路線寬鬆、溫和。這種差異在蔣介石那裡有了進一步的詮釋與轉化，並且形成國共內戰的悲劇。不過，儘管雙方爆發了內戰，其實國、共兩種革命路線的同質性仍然不可低估。兩者都曾經強調要關注社會工農群眾的福祉，共產黨更曾經懷抱消滅資產階級的“理想”，採取最暴力的革命形式。當然，早期國民黨的暴力路線其實也需要被檢討。這種暴力路線的唯一諒解理由，就是王蒙的說法：不革命行嗎？而革命又哪能不死人呢？
不過，革命與流血、暴力的究竟關係大概永遠沒有確切答案。革命不可能沒有激情，但是，激情行動非理性。也就是說，革命很難有精準的行動界限，常常會過當，造成非必要的災難、悲劇。以文革為例，顯然就被認為是嚴重過當的集體行動。但是，在當時，很多人卻視之為神聖。即使是五四運動，其中有“火燒趙家樓”的集體行動，據說後來證實是燒錯了屋子。所以，“革命”行動的非理性成分其實很明顯，有人動輒要推動這種革命行動，其本身的內在理性傾向也可質疑。
在民國初年，鮮明揭舉改革路線的政黨，大體只有進步黨相對較偏向走溫和改革路線。但是，進步黨的實力卻也明顯較弱。也就是說，在民國初年，主張改革者幾乎都傾向比較激烈的路線。幾乎從譚嗣同開始就有這種傾向。這注定了中國將因此進入激烈的改革動盪中。而事實也的確如此。遺憾的是，一路走來，中國的民主化改革路線卻始終只淪於口號，而實際上中國始終還是走在專制體制的路上。專制體制既是野心家們權力欲望的展現，也是多數人的習慣，是人們“傳統性行動“的具體表現。後者作為非理性的集體行動，其重要性絲毫不下於野心家追求權力的意義，甚至很可能是追求權力行動的潛在驅動因素。具體舉例來說，袁世凱當年為什麼會要稱帝？很可能是他確實認為採行帝制有當時形勢上的必要或利基。
採行帝制的利基，相對而言，也就是革命之必要理由。如其不然，集體的帝制傾向很容易淹沒民主改革的勢力。為民主而犧牲，很可能不只是生命、財產的犧牲，還包括被集體否定的命運。只有革命，強行逆轉人們的價值觀念，革命的犧牲才有可能得到正向評價。
換言之，革命部分意味著以非理性來對抗非理性。面對集體的非理性，理性改革顯得蒼白無力。
以非理性來對抗非理性，如果掌控者清楚意識到這只是一種不得不的手段，並且能夠拿捏行動的必要分寸，那麼這種集體非理性行動，仍然具有理性的本質。問題是，暴力革命有可能變成是正義本身。非理性不再被認為是非理性，而成為理所當然，理與是非就被整個逆轉了。
近代中國的暴力革命，目標之一就是為了走向民主化，是為了從專制體制轉向民主化，不得不暫時採取暴力手段，因為中國的專制體制已經太過根深蒂固、盤根錯節，不是一般和平手段能夠扭轉。問題是，近代中國的民主化革命，過程儘管暴力、血腥、充滿悲劇，卻始終不能真正走上民主化的路。暴力革命的合理性所依托的就是民主化這個理想目標，但是，民主化卻似乎永遠只是知識菁英們口頭上標榜的理想。實際上，國家卻一直是按照傳統、習慣，繼續搞專制體制，乃至獨裁、強人體制。也就是說，就民主化這個目的來說，整個革命其實始終是一種“非理性”的集體行動，不符合“手段-目的“的邏輯思考。而且，擁護專制、獨裁體制，甚至不只是基於習慣、傳統，還表現為某種激情，也就是情感性的非理性行動。
在中共進行文革之初，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群眾，那些紅衛兵們在見到毛澤東之際，很多人激動流淚。這種動作明顯是屬於情緒性行動。而這種群眾狂熱擁護毛澤東的表現，也就給予了毛澤東掌握權力，長期推動文革並藉機迫害所謂走資派幹部的資本。
人有些舉止會讓他人非常難以理解。好比說，我們難以理解當年文革紅衛兵怎麼會那麼瘋狂，把中國搞了個翻天覆地。他們究竟是怎麼想的。他們中甚至有人把自己的親生母親送上了群眾鬥爭大會上，然後這個母親又被群眾送上了刑場處死。紅衛兵群眾的狂暴當然遠不止此，他們的鬥爭對象甚至還包括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劉被紅衛兵抓來毆打、羞辱、關押，劉少奇最後也就死在了獄中。至於他的罪名，日後全部被平反。也就是說，按照後期中共的標準，他無罪，但他卻遭到中共發動的群眾嚴厲懲罰。
我們也弄不懂，林彪不是在中共黨章上面明載是毛澤東的繼承人，他也對下轄的軍隊全力鼓吹讀毛語錄、崇拜毛澤東，結果有一天卻又傳出他因為政變失敗出逃，並且摔飛機死在外蒙古。事情已經過去50年，但是，真相至今仍然難明。
趙紫陽不也是鄧小平親自挑選出來的國家領導人嗎？怎麼忽然聽說身為國家主席的他被人軟禁了，而且終身再未獲得自由。
通過有一定歷史縱深的考察，尤其在宏觀層次上，有些事情的矛盾、荒謬會看得特別明顯。事後來看，整個文革被認為是一場浩劫，但是在發生之初，它卻好像是一場神聖無比的群眾運動，參與者覺得榮耀、覺得受到鼓舞，甚至期待藉此一舉讓中國從此登上世界先進國家之列。我們必須將事情前後對照，其荒謬、情緒化、非理性才特別能被凸顯。
在八九民運的時候，民主化的呼聲好像響遍了全中國，中國好像終於走到了民主化的黎明前一刻。結果，槍聲響起，一霎時萬馬齊喑，從此再也聽不到牆內有什麼有力的民主化呼聲，倒是隨時可以聽到牆內人說起民主化怎麼怎麼多弊端、六四鎮壓如何如何有必要這類的論述；革命、革命，自由、民主卻好像依然距離中國人非常遙遠。犧牲究竟所為何來？
如果說中共從來就不追求民主制，好像也不是。看看毛澤東在建政之前（1945年9月），在面對路透社記者訪問時說了些什麼：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提出的民众民治民意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同志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這裡，毛澤東說的民主制，不也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那一套民主體制嗎？毛澤東也沒有說要反對這種“西方式的民主”啊！那麼現在又是怎麼回事呢？
前不久，英國發生了一樁塗鴉牆的爭議，有大陸留學生把一整面塗鴉牆塗上了中共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十二項條目，而“民主“也在其中。問題是，民主真是中共的核心價值嗎？大家認為是嗎？中共以什麼方式在實踐他們所謂的民主？叫做”一黨專政“民主制嗎？”民主集中“制又是什麼意思？權力集中在一黨、一人之手，還有所謂民主嗎？何況，中共平常發出的言論中，實際上對民主是什麼態度？
革命不追求民主，那麼，革命犧牲是為了什麼呢？總要有個合理理由吧？是增進物質財富嗎？是雖然沒人權，至少大家有飯吃、有衣穿嗎？達到了這樣的目的，是不是就證明革命合理了呢？也許是的。這裡面確實可能蘊含了共產革命的合理性：長期革命以後，中國人終於可以免於飢餓了。但是，過程中是不是太多反覆了？前後極端不一貫的政策路線是屬於什麼樣的理性行動？
回顧歷史，中共作為一個專制、集權的政體，政策前後不一貫的程度著實驚人。一會兒搞人民公社，一會兒解散人民公社；一會兒反修，一會兒改革開放；一會兒取消私營企業，一會兒鼓勵私營企業；一會兒說人是最可寶貴的，一會兒搞一胎化；一會兒說批林批孔，一會兒遍設孔子學院；一會兒說工人無祖國，一會兒高唱偉大的祖國；一會兒喊平等，一會兒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會兒講無產階級專政，一會兒誇菁英統治的優越性；一會兒喊和平崛起，一會兒搞戰狼外交。...
這種前後不一的政策，一個最顯明易見的後果就是“零和”，也就是總體的效果會互相抵消，長期來看，缺少累積的總體成果。其實問題不僅如此，人們心中其實缺乏對路線的信心，誰知道政策什麼時候會轉變呢？本來防疫好像對清零政策無比堅持，忽然之間政策就轉向了，而且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如此，人民要何所適從呢？要如何進行較長期的生涯規劃呢？誰能夠真正安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呢？
早期的共產黨，在“破”的方向上特別用力，而晚近的共產黨則比較著重“立”的部分。破得太過，所以導致了許多民怨、冤案。現在的立，卻又顯得太狹隘，而且包庇了許多的貪腐、冒進現象。破的時候，造成許多人的利益損失、情感創傷。立的時候，又有許多虛假不實、盜竊技術。晚近西方屢屢在技術引進方面制裁中國大陸，大體就和之前的造假、竊取智慧財產權有關。
以上的諸多質疑，其實可以歸結為對中共集體行動“合理性”的質疑。前後不一貫，總是有不合理之處啊！要嘛是前面的做法不合理，要嘛是後面的做法不合理。當然，理論上也可能是前後都不合理。
這種容易政策大轉向的、不合理的情況，和專制、集權的體制當然有關。因為決定政策並不需要太去諮詢人民的意見。甚至，當權力越發集中以後，連諮詢官員也免了。反正掌握權力者說了算。即使他諮詢下屬，下屬也還是順著掌權者的意思來回答。所以，問不問其實也沒多大差別。如果不到不得已了，下屬也不會提出什麼不同的意見來。從而，掌權者有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換言之，這也就會成為他容易犯錯的可能性，以及政策容易轉向的可能性。
中共的革命運動給中國帶來極大的災難、痛苦，但是得到的成果卻相對有限，徒然消耗了大量的生命、財產、能量，所以總體來說缺少合理性。
以追求溫飽、達到基本物質生活滿足的目的來說，大躍進可是餓死了三千萬人，那是追求溫飽政策應該出現的景況嗎？再說現在，按照人民大學前社會學者周孝正教授的說法，中國大陸上現在是一億富豪、三億中產、十億中低收入戶。或者，按照李克強總理的說法：中國大陸目前還有6億人口月人均所得是一千元人民幣。甘犁教授的研究則顯示中國大陸的吉尼係數高達.61，是屬於社會有動盪可能性的水準。這是革命犧牲許多人命、製造許多痛苦，所應該得到的滿意成果嗎？
中國近代的共產革命運動，也許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性，與因此而有的合理性，但是從上述歷史來看，其不合理處也非常明顯，而且嚴重。
近代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缺少合理性的最重要成因，我以為就是專制體制，或者中共自稱的“專政“，以及與此相搭配的”鬥爭“理論。
鬥爭理論大幅消除了傳統中國人講究禮節的行動原則，當然也製造了許多過激的攻擊行動，也就是非理性行動。紅衛兵的群眾公審、鬥爭活動，當時由群眾所判決的罪犯，事後絕大多數人被平反。那少數未被平反的人，如果是在西方的法律下，也有可能會被改判為無罪。當然，更可能的是他們根本不會受到審判。
共產黨的鬥爭行動，刻意製造群眾激情，並且藉此鎮壓、排除異議人士。而激情行動屬於非理性行動。其產生的不良後果，未必是日後的平反行動能夠消弭的。有些人的心理創傷很可能永久遺留，甚至還會影響到社會大眾。
共產黨的鬥爭理論流行時間畢竟相對較短，因為它並不很符合中國文化傳統。它只在中共走極左路線的時期比較流行，之後就逐漸銷聲匿跡。但是，專制體制則是另外一回事。中共的專制體制與中國的傳統文化高度相契合。而且，藉著共產黨的嚴密”黨“組織，專制體制的維繫得到更強有力的支持。當然，中共的專制體制畢竟也同樣存在著深沉的不合理性，它的未來並不容易看好。
專制體制除了統治者/統治群的決策可能失當外，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民眾的疏離感。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但是，因為看不見也道不明，所以往往就會被忽略。而因為無從檢討這種疏離感的問題，它也就不容易成為促成專制體制改變的議論由頭。
疏離感是如下的一種心理狀態：對現狀覺得不滿，但是對於所不滿的狀態卻又覺得無力予以改變，所以就持續對現狀不滿，而且拒絕積極參與，對與之相關的許多事物也都抱持冷漠態度。
事實上，我認為中國人對政治或公共事務抱持疏離感是長期的狀態，很可能已經是持續兩千年以上的普遍心理狀態。清末以來的革命運動似乎讓部分民眾產生了改革激情，但是，幾次的頓挫卻又讓其中的多數人再度回復成政治疏離狀態。不過，對於中共推動的共產革命情況可能還是有些不同。共產革命造成了重大的生命財產犧牲，但是，主要犧牲的生命、財產很可能是有一定屬性的民眾，譬如地主、右派、國民黨“餘孽”...，大體就是所謂的“黑五類”。大體上是屬於“舊社會”裡的中上階層。這些人儘管可能憤怒、仇恨共產黨，但是，他們或者已經離世，或者長期遭到打壓，只能盡量低調活著，不敢吭聲抗議。只要稍有不妥，他們就可能再度遭遇大難。除非他們能夠"潤"到國外。但是，要出國、特別是要移民，限制很多，豈是一般人能夠輕易做到，更別說是所謂黑五類的這一群。
中國的共產革命，如果有什麼成果，大體也是付出一連串災難、悲劇的慘重犧牲才得到的。這些犧牲究竟有沒有必要？能不能有更佳的、更少犧牲的改革方案？這些都很難去證明。但是，我們應該不難確定，實際上已經發生的事情顯示，過去的一些“改革”作為，並不是最理想的方案，有一些做法是明顯的錯誤，明顯的含夾著非理性的成分。
非理性與悲劇的高度相關性其實是很明顯的，尤其是在事後、宏觀地、比較地、平心靜氣地進行觀察，這種非理性與悲劇的高度相關性就更明顯。
如果比較改革開放路線和更前期、毛時代的極左路線來做比較，大家應該會承認，改革開放路線是屬於相對較理性的行動。但是，習近平似乎對改革開放路線有很強的不以為然，所以正在試圖讓中共走回早期的極左路線，並且也因此帶來了明顯的不良後果。最明顯的就是當今中國大陸的惡劣經濟處境：外資撤離、政府債務沉重，失業率高、房地產爆雷…。國外的分析家幾乎一致看壞中國大陸未來的經濟。自媒體人王劍先生表示，未來十年都看壞中國大陸經濟。而重要的是，最後是硬著陸呢？還是較平緩地達到谷底，然後翻轉？
習近平為什麼那麼反感改革開放政策？這個問題好像還沒有人深入討論過。而我以為這是個重要的討論議題。當然，改革開放帶來一些弊端，就是貪污、腐敗，而且主要是共產黨及其附帶人員的貪腐。因為他們最有機會貪贓枉法，卻也最容易免於被懲罰。習近平應該主要是對此反感。晚近也一直傳言他與紅二代不合，儘管他自己也就是紅二代的核心成員。
但是，習近平可以只是加強打擊貪腐，而他的選擇卻是要走回左傾社會主義路線。這表示他的思維又回到了早期共產黨的思維模式，一種從仇恨心理出發的思維。他的思維模式顯然在他的青少年時期就已經被定型，他早年參與的革命運動已經模塑了他的心靈，只是現在更有機會凸顯出他的思維模式。他可能試圖按照理想的共產黨人的模樣來要求自己，然後也希望共產黨按照共產主義原本的理想模式來操作、來統治。至於早期共產黨統治的失政，他卻並沒有太在意。為什麼？
人建立自己的因果邏輯，往往是通過依照特定詮釋觀點對自己生活經驗的選擇性取材與解釋的產物。相對來說，觀點的形成比較是無意識的，早期發生的，非有意識選擇的，而且對於經驗取材是具有決定性的。當一般人偏好改革開放路線時，他可能更強調改革開放帶來的不正義性。至於之前的極左路線是不是真的比較更符合正義原則，是不是造成了嚴重的、不值得的人民痛苦，他可以用一己的主觀經驗來給予回答。也許這種心理過程中還存在一個隱然起重要作用的思想轉轍器，就是對中共統治權的存續的危機意識。改革開放可能帶來讓中共喪失統治權的後果。因為連許多紅二代都在這種變遷過程中對共產主義失去信仰。而這對習近平來說可能才是最無可忍受的危機。基於這樣的危機感，改革開放就不宜。也因此，在衡量過程中，他會加大改革開放的問題性。
至於維護中共的統治權為什麼那麼重要，為什麼好像那是一種絕對價值，這還是可以通過一種暗示，在早期刻入他的思維模式中，影響他一生。革命左傾路線的正當性藉著群眾運動的參與過程滲透到習近平的心靈深處，其中或許還有某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意味。然後，現在左傾路線又藉著習近平的權力體現為中共的政策路線選擇。
習近平的路線選擇正在帶著中國大陸的經濟與國際處境走向40年未有的困局中，只是，他很可能會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境外的惡意勢力，還有境內的邪惡份子。於是，他選擇搞戰狼外交，搞幹部大清洗。就好像崇禎皇帝說的：“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總之一切都是別人的錯。他對自己的路線錯誤可能毫無意識，甚至還覺得是自己做的不夠，應該再增加強度。
習近平可能是個很認真、很努力的獨裁者，只是，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在這樣的體制裡起到的作用其實是對整體進步的戕害作用。他的理性思考似乎不能及於這個抽象程度。整體來看，他在做的其實是一系列的非理性行動、對中國發展的傷害行動。
當代中國人的心靈，糾結著一些非理性的元素，對許多中國人形成一種心靈鐐銬的作用。其中包含部分共產革命運動所帶來的激情與非理性，譬如喜好鬥爭、對群眾運動的喜好，及集體主義式的、不尊重個體自主性的行動原則；也包含一些傳統文化所傳遞的一些慣性非理性，特別是人際互動上的問題模式，某種人際宰制習慣、乃至暴力傾向。
中國人必須要去除上述這些心靈鐐銬，中國才能走出長期的發展困境，找到較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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