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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0/29 15:08:31瀏覽665｜回應3｜推薦8 | |
李克強去世了。坊間當然是充斥著各種議論。大體上，議論大概分成兩派，歌頌派與譏諷派。歌頌者強調李克強的好，他為中國做了許多努力、奉獻。譏諷者則可能說他是裱糊匠，把一個已經破敗到難以收拾、必須徹底改變系統的國家，修修補補，試圖維持一些基本的門面。與此類似的，還有人說他是“亂世的能臣”。這個話基本上是在譏諷他，因為亂世裡的能臣，暗示總體來說他是在朝歷史應然的反方向用功，所以從大方向來看其實是在壞事。
從我個人的觀點說，我認為李克強還是值得肯定的中國官員。所以，我也在此對他的死敬表悼念。
我不擬像那些譏諷者那樣，用“亂世之能臣”或“裱糊匠”這種詞彙來表述李克強，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簡單陳述如下。
在上面提到的兩派議論者之間，其實潛在的一個爭議，我認為還是關於“改良”與“革命”路線之爭。那些譏諷者，其實是潛在的革命派，他們的評價邏輯其實可概栝如下：這個體制已經被證明是走不下去了，必須徹底翻轉了，你作為國家的領導階層，有義務去進行這種翻轉體制的任務（譬如藉著革命行動）；而你卻努力去裱糊這些破漏表面，實際上就是在壓縮翻轉體制的可能性，所以給你的總評價不是正分，而應該是負分。
那些基本肯定派則比較是認為：所有社會改良的努力都還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李克強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相對於習近平作為的評價）。
廣義來說，我屬於後面這一派。但是，我想嘗試申說也許還有些新意的想法。
我以為，“國家”和“社會”雖然常常是一體的兩面，但是這兩個概念還是應該共存而分別使用的。而且，我還會強調“社會”比“國家”更具有宏觀上的討論意義。而這裡我就打算特別突出“社會”這個討論面向。
我以為，對社會而言，其實永遠只可能有“改良”這個積極選項。即使是革命行動，最後如果有積極作用，也就是改良了這個社會，而不可能是推翻了這個社會。對國家而言，才有可能存在推翻政府或state之類的選項。這對國家而言，已經是一種顛覆性的意義。但是，對社會而言則未必。國家亡了，社會很可能繼續存續。但是，如果社會受傷了，要療愈也是非常困難的（反之，國家要重建相對卻比較容易）。
對社會而言，過大的試圖翻轉行動必然帶來巨大的災難、悲劇。大躍進與文革其實就是鮮明的實例。不但如此，這些悲劇還可能留下難以磨滅的長期副作用。文革一代，據說就留下了許多心理創痕，久久難以平復，甚至影響到普遍的人際關係與政策傾向。習近平的一些奇怪作為，很可能就與其文革經歷有關。
簡單說，革命，尤其是暴力性的革命（革命要不暴力恐怕很難），往往造成的傷害極大，而能夠成就的事功極少，而且還會留下諸多遺害。文革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文革有什麼積極意義，主要就是讓人記取了文革的危害，而讓人知道要趨吉避凶。改革開放政策或許就是因此而能得到普遍支持並且帶來進步。但是，也許有些人會因為經歷了文革而學到另外一些東西，譬如要堅持追求某種集體的偉大。人在這種過程中，也許能產生熱血沸騰的特殊心理經驗。這種經驗或許也會很吸引人、讓人嚮往，而期望能夠再度去體驗。
當然，這種特殊經驗，對更多人來說，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會想要再去體驗，估計是極少數人，除了是特殊階級（譬如紅二代）的人，而且還是具特殊性格的人。他們自己其實也可能在過程中受了苦，但是，先苦而後甘，而且事後得到了極大的回報，一切也就值得。而且，在回憶中甚至可能覺得特別甘美。也許習近平的心理感覺就是如此。問題是，最後能夠得到巨大回報的人，能有幾個呢？而前面的受苦，又是不是總是有底線的痛苦呢？還是，只對某些人來說，才會有所謂的受苦底線？
總之，暴力革命式的改革，對社會來說，大體是不值得、不可取的途徑。反之，點滴的改良，往往都會有長期的積極意義。這話，甚至可以包括被認為這種改良只是有利於不合理體制的維護的那種改良。（從而，李克強如果是當下共產黨體制的改良者，也還是可能有積極意義的。）
事實上，制度的好壞，很可能無法單單從抽象層面上定論。抽空了情境條件，我們其實無法衡量一種體制究竟是好是壞；而擺在現實條件中，我們卻又容易陷入以現實的體制所設定的標準作為衡量標準。這當然會造成兩難的情境，讓人難以論斷是非對錯。
不過，我們也不難發現，我們其實並不難以一種諒解的心情去看待久遠以前的某種“錯誤”施政。譬如我們現在看“長城”這個建築（也許應該強調是秦長城），大體是用一種嘆為觀止的、欣慰的心情，而不是批判其封閉性、消極性意義的心情。現在的人看清宮劇，很少人會太去在意那裡面反映的專制體制問題，而潛意識裡，很可能還會嚮往當年的盛世。既然可以諒解久遠以前的事情，為什麼不能諒解當下的事物？又為什麼不能更理性地衡量事物的得失？
我不是說所以我們就要放棄對專制體制的批判。而是說，事情的好壞其實沒有那麼絕對，尤其不宜在抽象情境下去進行批判；而理性地來說，對社會而言，改良的效果優於革命的效果。
以中國的共產革命來說，有句話是說：“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現在的中共，喜歡講中國（傳統）文明是如何偉大。要知道，中共曾經是如何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既然會一朝回到解放前，那麼，暴力解放（究竟這裡的“解放”是什麼意思呢？）的悲劇究竟所為何來？
李克強的名言中有一句是：“人在幹，天在看”？注意，這裡用了“天”這個概念。而且，這顯然不只是物理學上的“天空”概念，而是能夠分辨是非善惡的、有意志的天。因為祂能夠分辨是非善惡，才會指望祂來看看人間所發生的事情。什麼事情呢？當然是某些不平之事。你胡搞、你得意；我努力維護局面，你卻處處掣肘。我很無奈，只能期待老天爺來看看這種事情，以便主持公道。
問題是，中共作為共產主義者，應該是無神論者，對他們來說，有意志的“天”應該是無意義的概念，又怎麼會想到要天來看人間之事呢？
會如此，反映的是李克強心境的悲涼、無奈。無奈之下，最後只能回頭乞靈於天。或許天能夠主持公道吧？
李克強會說這句話，反映了李的處境，特別是其與習近平的某種關係。但是，我這裡要問的是，共產主義者當初又為什麼要提出無神論的論調呢？是因為認為有神論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可能會助紂為虐的。不是嗎？
當初認為不合理，但是，現在又免不了要去依賴。這裡又有個“何必當初”的問題。而我這裡要點出的是，合理與否，其實不宜完全抽離於現實情境來看。總之，我們要評價事物，需要嘗試把事物放回到特定情境中，放入“社會”的脈絡中，如此審視，會比較公允，比較符合宏觀觀點，也才會有更寬廣的參考意義。
天可能是某種社會勢力（譬如宗教勢力）的投射概念，但是它也可以是指一種超越性的標準。恰因為人的觀點、視野有局限，所以需要“天”來彌補人的局限性。李克強作為共產黨員，最後只好回頭去尋找這個超越性的標準，因為即使是以共產黨員而自詡，也是有局限性的。實際上，在共產黨這種集體主義式的專制體制下，人的自由度與視野是更受限制的。即使身在高層亦然。總之，最後，他們還是要尋找那具有超越性的標準，而那是他們曾經強烈排斥過的事物。
但是，這可能是個好的轉折，也許可以說是螺旋式的返回。如今，也許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去理解超越性，並且找到人與超越性之間的連結方式。共產主義很可能特別需要這種思想轉折。
中國社會必須改變，但是，似乎不宜再強調憑藉革命來實現改變的目標。改變就從大家的一點一滴的改變努力下手吧！當然，改變包括思想、意識，而且尤其是思想、意識。即使是制度層面的改變，也必須依賴這個先決條件。中共的領導者如果不認清中國社會的真實處境與問題根源，繼續做著天朝的大夢，就很難真正調整路線。而要夢醒，就涉及思想的工作。李克強關於六億人千元月均所得的說法，其實就是點醒夢中人的說法。敢於去點醒夢中人，就需要勇氣，需要思想武裝，也需要那一點超越精神。
總之，基於上述的觀點，我還是會結論說：李克強的改變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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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