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讀到大陸作者沈雁所寫“沒有信仰，大難來臨就只剩裸奔”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20/02/05/921715.html一文，頗為動容。作者的文采與見解都令我佩服。同時，我也高度關注“信仰”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意義這個議題。也因此，我有些延伸的想法，願在此稍做鋪陳。

作者沈雁在文中有幾句話可以顯示她對“信仰”的高度推崇。她說：

“沒有信仰，所謂道德，就是無本之木。”
“有信仰與無信仰的差別就是，有信仰的人活的是人，無信仰的人活的是命。”
“美國人沒那麼low，那是一個按上帝意志建立的國家”。

她更突出討論到英國17世紀中期黑死病疫情大爆發時一位亞姆村的威廉牧師的事蹟。這位威廉牧師憑著信仰成就了一樁大功德，讓黑死病不再繼續向英國北方擴散。只是，牧師犧牲了他自己，還有大多數的亞姆村民也做出了自我犧牲。牧師墓碑上寫的是：“請把善良傳遞下去。”

作者很明顯認為“中國人需要信仰”。另外，針對當前肺炎疫情，她似乎想要暗示：湖北人應該自我節制，不要率意離境出走，以免擴散疫情。

對於她這兩點意見，我沒有簡單的同意或反對意見，但是有些複雜的想法。以下試予闡述。

我對作者所描述的威廉牧師的事蹟很感動。但是，如果推論說湖北人不應該離境出走，我就難以斷言這種意見是不是妥當。就好像哲學家Michael Sandel所提的道德兩難：犧牲少數人而拯救多數人是不是符合正義原則？

武漢人/湖北人是不是應該被要求自我犧牲，以拯救其他地方的多數人？（註一）

我認為這個問題和Sandel的問題是類似的。Sandel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是，他顯然暗示：犧牲少數人的做法並不符合正義原則。那麼，現在，大家應該期望湖北人自我犧牲嗎？Sandel大概也不會認為這麼做是對的。

不過，如果湖北人是自主地決定自行禁足，而不是被迫禁足（而這種禁足可能意味著準備自我犧牲），那意義又大不同。只是，這就又涉及到這種帶有自我犧牲意味的行動究竟所為何來。這是”意義“問題，涉及生命的意義、人的存在意義。人會自我犧牲，必然是因為自我犧牲能維護或彰顯生命的意義。問題是，這種意義感從何而來?

作者的意思大概是說：意義來自信仰，而信仰可以通過創造意義而改變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因此而變得更美好。所以，人應該擁有信仰，但是中國人卻缺乏信仰。所謂“裸奔”，是暗示中國人只有屬肉體的存在，而沒有屬”靈“的存在。

我相信信仰是重要的意義之源。問題是信仰本身就是個非常複雜的議題。

信仰能產生不同的世界觀，從而，人對世界的看法可能會改變，人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意義也可能會改變。人會獲得（也許有些人會說是“建構”）不同的存在意義，特別是一種”超越“性的存在意義。人不再只是一具皮囊，人死燈滅。人的生命（包括犧牲生命的過程）可以為世界創造一些偉大而永恆的價值。

在沈雁的討論裡，她把信仰與愛或善良予以連結，暗示說缺乏信仰，也就缺乏愛與善良；而中國人缺少信仰（所以缺乏愛與善良）。這是重要的、涉及核心價值的論斷，但是，這一組論點成立嗎？

說中國人缺乏信仰，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人曾經接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那種思想曾經是許多中國人的信仰。但是，大多數中國人現在已經拋棄了或失去了這種信仰。於是，中國人就變成精神空虛的狀態，失去了可以讓人變得偉大的精神依托。拋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信仰，可能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不足以成為普遍而長期的精神依托。想想看，唯“物”論的思想能成為人類的長期“精神”依托嗎？再說，階級鬥爭比較像是飆風驟雨，人類社會大概很難長期在鬥爭中生活、在鬥爭中安身立命。從而，對強調鬥爭的意識形態的信仰自然也難以長期維持。

上面的解釋或許能言之成理。但是，我想提出另外一種論點，從傳統中國的深層文化脈絡裡尋找答案。如果信仰必須是對某種外部的、有崇高性質的、超自然的對象（譬如上帝），那麼，主導傳統中國文化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確是一種缺少”信仰“的思想。這是更長期的、滲透更深的心靈狀態。

儒家思想是“人本”思想，強調人的主體性，注重現世生活、人際倫常；只簡約提到“天”道，而少“人格神”的概念，也不強調天道與人道的區隔。儒家思想不適合被歸屬於“信仰＂的一種（所以儒教是不是一種宗教，一直引起爭議）。

現實世界裡的中國人究竟接受了多少儒家思想，是個疑問。但是，中國人的信仰狀態顯然還是深受儒家人本思想的影響。雖然一般中國人的心裡還是普遍有”神“、”天“等超自然概念，但是，祂的意義仍然與基督教的”上帝“迥然有別。依照基督教的教義，上帝是主宰，人是上帝的奴僕，人的生命主要是用來實踐上帝的意志。但是，在一般中國人的心裡，神或天似乎角色模糊。說祂是主宰，毋寧更像是護法，是作為主體的人的護法。神或天沒有明顯的意志，人更多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來行動，只是要尋求神的庇護、支援。

簡單說，人本思想不同於神本思想。基督教大體是神本思想，而儒家大體是人本思想。近代西方是從神本思想漸漸轉向人本思想，但是實際從未完全拋棄神本思想，所以比較是人本為表、神本為裡的思想。康德作為近代西方重要的人本思想家，卻仍然堅持以上帝存在作為道德實踐的基礎，即可見一斑。

與基督教世界不同，在傳統中國人心中，神的存在意義相對模糊，它也沒有那麼鮮明的主體性。從而，相對於神，人也沒有那麼鮮明的工具性，而保留了高度的主體性。

人保留主體性，在今天的人本思潮裡很可能是被正面評價的。這一點不宜輕易拋開，需要繼續開展。但是，它隱含一種可能問題：人缺少（超越的、具有永恆性的）存在意義。就像這位作者沈雁所說：人為活而活。生命沒有超越意義。如果人只是為活而活，那麼，死了，也不過就是不活了。也沒什麼遺憾可言；曾經活過，和不曾活過，最後完全是同一回事。

並不是說人作為主體必然陷入這種虛無的狀態。人是可以創造意義的，事實上，文化意義（甚至包括信仰）就是人所創造的（只是，人們習慣於將文化意義拱手獻給超自然）。但是，這種創造意義的過程，不是那麼平順，不是自然可得，它需要一個超越過程。。

西方神學家和部分學者基於對上帝信仰的體驗或觀察，因此批評中國人缺少”超越“意識，也可以說是缺少向上提升的動力與方向感。這種批評與此處沈雁關於中國人缺少信仰的批評大致是類似的思維。這種批評究竟是不是準確呢？

為回應中國人缺少超越意識的批評，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則嘗試論證說：儒家思想是走”內在超越“的路，不同於基督教倫理的”外在超越“之路。也就是說，儒家思想並不是不講究超越，只是並不朝向一個外在目標，而是向內追求自我境界的提升。

”內在超越“說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缺少超越意識“的最相應的回應論述。重要的是這種論述究竟能不能成立。

香港學者馮耀明說：”超越“必然是意指”外在“，內在即無所謂超越。如果他的論點成立，那麼，牟宗三的主要論點也就難以成立。不過，馮是從西方分析哲學的觀點出發，提出”超越“必然”外在“的邏輯。我不認為分析哲學有資格以思想的終極裁判的立場來如此評論所謂內在超越的說法。但是，我從現實面出發，仍然偏向認為”內在“難有所謂”超越“。如果成聖成賢只是人的內在狀態的展現，那麼，這種展現充其量是一種“實現”(actualization)的過程，談不上是”超越“。

從心理發生(psychological genesis)的角度來說，依循內在超越論者會相信成聖成賢不需要一種”自我異化“（或牟宗三說的”自我坎陷“）的過程。人會傾向認為事情可以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達到最高的目標境界。從而，人的自我批判、自我驅策的力度就不足。這可能是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牟宗三的”自我坎陷“概念，恐怕不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產物，而比較是西方哲學的創意，譬如黑格爾的”異化“概念）

或許我們也可以從更現實的層面來檢視。有時候，我們會聽到一種並不罕見的說法：”我又不是聖人“。這種說法其實有很複雜的含義。當事人一方面承認聖人是很高的境界，自己達不到；但是，他其實也暗示，對自己現狀是滿意的，不假外求、也沒有必要再努力向上提升。這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心理狀態。

撇開“超越”這種抽象概念，人的行動總是需要外部座標來校正。僅憑主觀感覺很難維持固定方向，也難以意識到偏離了較長遠的目標。意識不到偏離目標，也就容易自我感覺良好。相對於基督徒，一般中國人比較不會有一種道德緊張感、驅迫力。他們比較可能會說：現在的我還過得去，那就這樣吧！

這種主觀自我感覺良好的心理狀態，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某種可能的心理發展，就是追求”超越“。而自我犧牲大體就可說是一種邁向超越的努力過程中的表現。

如果拆解這裡可能牽涉的心理歷程，大概至少有兩部分：意識到人與善的鴻溝；以及極力跨越鴻溝的努力。 作為主體的人可能無視於這種鴻溝的存在，或者缺乏跨越鴻溝的意志。能夠促成人心極力追求“超越”，似乎是基督教的一套組合拳的效果：可能包括原罪說、強調對苦難的救贖、耶穌的愛、上帝的審判與懲罰、教會的緊密組織與積極傳教活動、頻繁的禱告與懺悔...等。說是一套組合拳，因為其中包含有推力、拉力、支撐力...等多種力量。由於這些力量的結合，產生了巨大的改造人心的動力。

不過，這些力量中有些未必沒有可檢討或非議的空間。特別是從人本思想出發，對於上帝懲罰的敘述或者宗教裁判的舉措，乃至像十字軍、中古獵巫...等行動，當然是很難坦然接受。馬克思及其思想前輩費爾巴哈，就已經對基督教提出過各種批評。中國大陸在馬克思思想影響下，對基督教倫理心存拒斥的人恐怕不少。只是，這中間的得失很可能值得重新衡量。

相對於基督教，儒家思想就像現在流行的人本思想那樣，顯得樂觀、溫和，總是傾向正面看待事情...。實際上，儒家思想似乎對世界、對人性過於樂觀，也就少了制衡、預防，以及通過劇烈衝擊以改變社會、洗滌人心的努力舉措。特別是，當儒家思想被削足適履地利用來為專制君主的統治服務的時候，儒者們仍然很少要衝撞這種體制的想法。而且，儒家並沒有藉用複雜的組合拳來強力灌輸理想理念，在現實條件惡劣的時候，可能只剩下極少數人能繼續堅守儒家的道德理想。

此刻的中國，儒家思想當然已經式微。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失去光輝，精神空虛的危機恐怕是很嚴重。但是，是不是需要信仰的力量來拯救呢？一套信仰能隨時填充給一個龐大的、有反宗教傾向的社會嗎？而且，即使是基督教，也還有前述的那些可質疑的面向，又怎麼樣能讓眾多的中國人在短時間裡接受同一套高度倫理理性化的宗教倫理呢？當然，如果不能，中國社會是不是會陷入更危險的虛無主義狀態呢？

無論要與不要，在共產主義、儒家思想、基督教倫理，乃至其他的某種信仰之間，中國社會似乎面臨必須做出選擇或創新的關鍵時刻。中國究竟應該如何？又實際上會如何演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