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法治，像是人的兩條腿，互相支持，交錯前進。破壞了法治，民主就成為畸形。而沒有民主，法治（rule of law）也將淪為法制(rule by law)。

到這裡，大家一般不會有太多疑問。真正的疑問可能是：究竟什麼是rule of law ？如何可能由法來治？行動者不都是人嗎？社會學主流不仍然是方法學個人主義嗎？不仍然強調真正的行動者只可能是人，而不是「結構」嗎？法是結構，怎麼可能是法自己成為行動者，來進行治理？這裡顯然還有待釐清的問題。

法治，當然還是要由行動的人來實踐法的精神。但重要的是，「法」必須是超越於個人的事物，而所有的人的行動都必須遵法。這是法治精神的重點。

一個常有的疑問是：如果法有問題、有不合理處，人還要遵法嗎？人的主動性與創意豈不因為法而被抹殺？現在的反服貿群眾大體也從這樣的思路出發，否定了台灣本有的代議體制。因為現在的代議體制不合理、不能充分反映當下的「民意」。群眾才能反映新民意，群眾運動才是真民主。

問題的關鍵似乎在於法的合理性，而這個問題同時又與「真民意」相連結。如果不是反映真民意，也就不可謂合理。

應該為所有人遵從的法，是符合正義分配的法，而非由特定人制訂來遂行個人或少數人意志與利益的法。所以，這樣的法的制訂並不容易，也很難在短期間內完成。它必然是一種長期的、總體的智慧與心志的結晶。也因為是這樣，它才可能會具有高度的超越性與普遍正義性。在現實裡，真正充分具有這種特性的法很可能並不存在，這只是關於法的一種理念型。但是，有些法較接近這種理念型。那也就是大家企求仿效的範本。理想的法的理念型需要長期琢磨形成。由於這樣的法並非出於任何特定人的意志，而是集體長期的複雜行動的產物，也可以說是「結構」的產物，所以它可以擁有超越性。它如果需要持續修訂，也應該在結構產生的形式理性程序下進行。

重要的是，短期間形成的群眾能產生出這樣的接近法的理念型的法治狀態嗎？顯然不太可能。群眾如果不是接近脫序狀態或暴民政治，就是產生出demagogue（群眾煽動者，見註一），後者是人治，並非法治，因為法的超越性被破壞了。當前反服貿群眾顯然走向這種人治狀態。這種狀態距離法治恐怕是更遙遠，而不是更靠近。

群眾比較接近真民意嗎？當然未必。激情的群眾往往誤以為全體皆同此心此情。也因此，他們認為群眾的主張就是全民的主張。但是，這很可能只是一種錯覺。離開了現場，其他人的感覺與思想可能大相逕庭。八九天安門民運，民運人士也以為他們的主張全民皆然。但是，至少，現在看來未必，有許多人對民運人士的言行主張並不以為然。雖然我們無法確定這種人的比例。但是至少知道民運人士未必代表全民。民運人士可能認為異議者的思想是被統治者所扭曲。但是，扭曲的意識如果普遍，它終究也就是某種民意，很難強行再扭轉，而需要一些轉變的過程。而誰又能確定自己的思想完全沒有被某種因素所扭曲呢？

合理的法顯然需要集體理性與集體長期的實踐經驗，結晶出最佳的內涵。通過群眾運動並不是理想的過程。群眾運動如果不是偏離或逆反法的理性建構程序，恐怕最多也只能是反映長期蘊蓄的集體理性思維的具體行動。問題是這一點又缺乏保證。如果群眾堅持他們代表正義，不准有任何商榷餘地，那種危險性就更大。

進一步說，即使是特定時間點上最多數的民意，即所謂「真民意」，它一定合乎正義嗎？西方中古時代有所謂「獵巫行動」，凌虐、殺戮所謂的女巫，這種行動可能獲得多數民眾的同意，但是今天看來卻未必符合正義。因為許多所謂女巫其實只是被集體烙印的結果。或者，被基督教宗教裁判所送上火刑柱的人，很多人都可能只是信仰上的異端。這在今天看來根本不是什麼罪惡。而「群眾」卻最可能做出類似獵巫的行動。群眾往往強烈自覺正義，卻也因此最危險。

多數民意也未必真符合全體的最大福祉。多數民意可能因為誤判事物性質，或者因果推理有誤，而做出不當的集體抉擇。聖經故事裡，所多瑪、蛾摩拉城的舉城毀滅，或許是悲劇一例。所以，法治其實也藉形式理性要維護集體最大的福祉，避免集體在缺乏形式理性的狀態下，做出實質不理性（但主觀上或許認為正義）的決定。

許多人抱怨馬政府沒有guts，沒有效能。這其實反映的是馬政府比較願意遵循法治，只是這樣的法治顯然還未盡理想，很容易出差錯。儘管如此，民眾在不耐下做出的人治選擇，卻往往是更危險的道路。希特勒的納粹與文革的紅衛兵恰是典型的惡例。大家務必要慎思、明辨。

註一：

群眾煽動者(Demagogue)是民主制下的一種領導者，他常訴諸民眾的情緒、恐懼、偏見與無知（通常是指下階層的民眾），以獲取權力、實現政治動機。這種人通常反對審慎，而主張直接、暴烈的行動，以回應國家危機。群眾煽動者常指控溫和、深思者為軟弱。他也常喜利用民主制的一項基本弱點：因為終極權力由人民掌握，所以很難防阻人民再將權力授予以眾人共同私欲滿足為訴求的人。（就此而言，將此名號用在反服貿群眾的領導者身上，或許很多人不以為然，認為特質有出入。但是，這種出入應該視為是「理念型」與個別經驗現象的出入，以及不同詮釋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