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生傳來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學者劉紹華所撰〈從中國的發展來談服貿牽動的價值問題〉一文，問我的意見。由於劉是中研院的學者，又是在中國大陸從事研究多年的人，其質疑兩岸服貿協議的說法，想必能說服許多讀者。由於時間有限，我嘗試簡短做些回應。

嚴格說，我對劉文中關於具體事實的陳述沒有太多異議。但是，我與她關於是否反服貿的主張卻還是有關鍵的差異。劉文並沒有明確表示反服貿，但是其質疑口氣卻很強烈而鮮明。我對她的主要主張還是有些商榷意見。

簡要地說，我不否認中國大陸有許多的問題，台灣與大陸交流也會有許多風險。但是，我不認為台灣有鎖國的權利。兩岸服貿協議就是不鎖國的做法。所以關於劉紹華的論述，在她陳述大陸社會的問題面時，我基本沒有什麼太多異議。但是，進而推到關於服貿的政策主張時，才有爭議。

以下，我只概略挖掘出劉的論述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到兩岸青年的競爭力。劉說，「若把青年作為一個集體來看，我很懷疑中國青年跑在前頭這種論述的正確性和正當性。」她的意思是，大陸青年的平均競爭力其實不如台灣。不像許多台商的說法：說台灣青年不如大陸。

其實兩種說法都對。就平均競爭力來說，我的確相信台灣青年目前仍然勝於大陸。但是，比較平均競爭力，好像是在比較兩所學校學生的平均成績優劣一樣，這種比較意義有限。重要的是，不能忽略我們面對的已經是個慘烈生存競爭的場域。想置身事外已經不可能。大陸本身現在呈現的已經是個殘酷的淘汰機制。競爭力比較不足的人，就可能淪落到社會的底層，恐怕要過著困苦的生活。當然，也有些人未必競爭力不足，但是機運太差，也可能沈淪。而少部分能出頭的人，很可能非常突出、優秀。而台灣的青年卻必須與這些菁英來競爭，而且根本無從退出，除非台灣鎖國，形成完全封閉的市場。

台灣青年主要所要面對的競爭者，不太可能是那些被淘汰或沈淪底層的青年，而是大陸上許多能力強、拼勁足的青年。這些人在大陸人口中未必是多數，但是絕對數量卻仍然非常龐大。如果現在的世界是個經濟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台灣青年不可避免的會要去與他們競爭，想逃也沒得逃。就好像HTC手機，能夠只在台灣自賣自買嗎？但是想要往國際發展，能不與外部競爭嗎？對外部的競爭，能不遇到大陸嗎？台灣的手機能贏大陸嗎？（先還別說南韓的手機）大陸的手機創新能力，當然是取決於那些頂尖的菁英，而不是沒有競爭力的底層青年。但重要的是，台灣青年就是得面對這些人。競爭輸了就可能失去世界市場。而且，不是輸了就躲在台灣，而是輸了就沒了。

劉文中說：「兩岸服貿開放的行業中，有多少的行業在這種價值圈中成長的中國財團進入後，會影響兩地差異的價值內涵，對台灣以人為本、以自由為本的價值造成衝擊？這些絕對不是單純的經濟事務而已，牽動的是經濟發展背後的價值之辯。」這話我也大體贊成（關於「以人為本」，我有意見，不過，那是另一層次的爭議）。劉文非常強調兩岸價值差異。但是，價值差異在經貿政策上的意義為何？如果不是停止經貿交流，那究竟是什麼？美國和中國大陸沒有價值差異嗎？他們沒有經貿交流嗎？兩岸有價值差異，應該是在其他地方做出心防吧？怎麼會變成反服貿的理由呢？

當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雖然先曾一再強調他反共、親中華民國，但是最後他卻決定與中共建交。這個作為令台灣很憤怒，但是美國人一般倒能接受他的這種轉變。道理很簡單，因為認為他的做法是必須的：美國必須與中共建交。這是大勢所趨。

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森訪大陸，是在1971年。那是什麼時候？還是在文革期間，也是在毛主政的期間。毛一向反美國帝國主義，而文革期間也是反美浪潮洶湧的時期。美國社會本身的傳統則是反共。在這種條件下，為什麼兩國還能走向建交？（真正建交是稍後，不過，在1971年，建交的門已經打開）

簡單說，美國的外交是採務實政策。怎麼有利就怎麼做。即使彼此看對方都不爽，即使雙方差異非常大，還是得要建交、交流。而且，從此以後，雙方經貿往來愈益密切。現在，美國的公債最大比例操在中共手裡。這對美國是否是危機？當然是。但是，美國還是選擇開放、並親近中國大陸。

台灣當然不能與美國相提並論，因為台灣沒有美國強大，也沒有美國的地緣條件：與中國大陸遠隔萬里大洋。再者，中國大陸對台灣有統一的強烈企圖。美國則沒有這種問題。但是，台灣也恰是因為這樣，更不得不與大陸交流。台灣根本無從逃避，我們如果不能大著膽子火中取粟，下場恐怕就會很悲慘。

從兩岸價值差異應該導出什麼樣的經貿政策結論？其實劉文也同意，台灣也還是要與大陸進行經貿交流。她說：「我們也不可能不和中國這個密切相關的鄰居打交道」。所以，真正重點其實就是要審慎。那麼，反什麼服貿？她真正的意思其實應該不是反服貿，而是反草率的簽約。

爭議糾纏許久，重點在於要審慎。那麼，問題在於馬政府簽約不審慎囉？問題是，究竟要怎麼做才被承認為夠審慎？寫下五十幾頁的條文，難道只是少數人幾小時的功夫？其實服貿與之前的ECFA與更早的WTO都有關係、都有重疊，從那時候就已經在進行研議、溝通。

或者，有些人則是說：不是反服貿，而是反「黑箱服貿」。但是，問題歸根究柢真在黑箱嗎？從兩方面來說，這種說法都還有疑問。首先，我們與紐西蘭、新加坡正在洽簽FTA，有人質問內容合理性嗎？要求要弄清楚內容嗎？為什麼不？因為大家比較不擔心與他國的約有問題，而擔心兩岸間的關係。再說，什麼叫黑箱，是沒公布內容，沒經過溝通，還是沒讓每個人都知道內容？其他的約能做到讓每個人都知道內容嗎？不可能吧？那麼，為什麼對此特別在意？就像吳聰敏教授的說法，還是對中國大陸的不信任，以及對馬政府的不信任。不是反黑箱服貿，而是反馬政府與中國大陸簽服貿。因為馬政府可能把台灣出賣給中國大陸，所以他們怎麼做，都被認為是輕率，都被認為是黑箱。所以，關鍵問題在不信任。但是，對中國大陸大概幾十年內台灣人都難信任。那麼，服貿是否就不簽了？那對台灣的經濟影響究竟如何呢？ 

劉文似乎以為，我們可以選擇不要進入世界的經濟競爭體系，而選擇一種相對封閉、安和、小康的狀態，並藉此來維持我們的優越、高尚的價值體系。這裡牽涉到好幾面的問題，至少包括：一是優越的價值體系是否適宜藉著較封閉的經貿政策來維繫？一是台灣是否可能在今天的世界裡形成封閉的經濟體系，特別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封閉性？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而我覺得劉文在這方面的討論卻根本闕如，有態度卻並無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