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沈主要是指鄭的行徑過於兇悍，而非針對其抗清行動。雖然沈是清朝官員，但是沈也是民族英雄，他應該不會視鄭的抗清行動為罪過。

不論沈葆楨的原意為何，他對鄭成功的評價都是高度正面的。但是，晚近，鄭成功的美好形象受到了質疑，因為有人試從台灣原住民的立場出發，把鄭成功描繪成屠殺者、掠奪者。

蔣公中正，在歷史上的腳色與地位，有些地方竟似與鄭成功相類似。他趕走了台灣的日本殖民者，接著又來到台灣，而與大陸政權對抗，並且強調自身的正統性。雖然中共不是異族，卻帶有強烈的反中華文化傳統的性格。而蔣公則以復興中華文化自我標榜。某種孤臣孽子的情懷，同樣映現在鄭成功與蔣中正的行動上。他們都可能算是失敗者，因為不敵大陸政權。但是，他們卻也都可能開創了歷史新格局：鄭成功讓台灣成為華人世界的一部分，蔣公則讓台灣成為與對岸大陸相反相成的標竿或燈塔。

當然，蔣公現在遭到強烈的一波批判浪潮。台灣去蔣化方興未艾。批判主要基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

有人則主張蔣公對台功過七三開。保台抗共有七分功，白色恐怖三分過。

是不是七三開，我不知道，不過，我傾向認為，蔣公與鄭成功處境、角色類似。蔣來到台灣，可說已瀕於絕境。這不但是他個人的絕境(註一)，也可說是台灣的絕境。蔣若再退，或是放棄，台灣幾乎無可避免將淪於共黨統治。

很多人說，蔣公保台使台灣能免於大躍進與文革之苦。我可能還要增加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共黨在台灣可能進行的除奸的運動。大陸上反右、反漢奸、反"裡通外國"，懲罰是非常嚴厲的。當年台灣如果淪於中共統治，很可能會因為曾經與日本的關係而遭到更嚴峻的反漢奸行動，那麼，台灣早前與日本有較親近關係的人或稍有嫌疑者可能都不會有好下場。

不過，蔣保台之功卻被湮沒在二二八、白色恐怖等的唾罵浪潮中。我們可能必須承認，蔣有些行動的血腥、兇悍，的確也不在話下。1927年的清黨，來台以後的白色恐怖都很難不留血腥罵名。

但是，我並不打算用甚麼七三開之類的說法區分蔣的功過。我認為，重要的是先理清歷史中的必然部分。因為有些血腥動作，恐怕在那種時代背景下是很難避免的(部分因為眾人的主觀意識對於蔣做為行動者而言，卻可能是重要的"客觀"處境)。我曾數度為文討論，如果沒有蔣的兇悍，中國可能在抗戰前仍然是分崩離析的狀態，抗日云云都可能成空，日本會更輕易地統治中國。

類似地，蔣公來台，統治手腕的確兇悍，但是，我們不妨試做電腦模擬：如果蔣公當時採取開明、仁政統治，結果會如何？事實上，陳儀治台，就是採一種相對開明的作風。陳儀甚至主動要求將兩個軍的國軍部隊撤回大陸(因為嫌其風紀太差)。但是，這卻也實質助長二二八台民對國府的反抗。如果一開始，就始終是高壓統治，反而比較不會爆發二二八民抗官事件。可能延伸出的鎮壓悲劇也相對減少發生機率。

重要的是，必須考慮當時整體的情境，包括人的意識狀態。今天，如果再有官方鎮壓行動，不只人民，甚至官員也很可能會起而反對。今天的人的主流意識，傾向反鎮壓、要人權，但是當時不是，甚至大體是相反。開明統治，需要開明的集體意識，否則可能反而帶來悲劇。而開明的集體意識與大環境、整體氛圍有關，未必只是受限於民智高低。

在六、七十年前，要保台，恐怕很難採取開明統治；開明統治很可能會更快地讓台灣淪於共黨統治。

從而，蔣公的白色恐怖統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得不為。既是不得不為，也就不完全是一種罪過，而比較是"缺憾還諸天地"的那種缺憾。

撇開關注台灣的眼光，蔣公治台，其實仍然放眼大陸，"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衝著大陸而來。台灣的存在是作為與當時大陸相反相成的角色。說好聽的話，就是標竿或燈塔。大陸搞改革開放，不能說沒有台灣這個燈塔的效應。有了台灣作為燈塔，鄧搞改革開放就更能有說服力。否則，抵制會更強，能否成功更不好說。

總之，我認為：蔣公是有缺憾的創格偉人。

所以，台灣社會固然可以批判蔣公，但是批判是否公允，是否能站上適切的制高點，眼界是否夠寬，攸關台灣長期發展的可能性。慎哉！

註一：
這裡所說蔣公個人的"絕境"不是指生命絕境，而比較是其政治生命的絕境，或是歷史角色的終結。而所謂台灣的絕境，則是指集體福祉展望之樂觀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