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在緊鑼密鼓搞轉型正義，立院迅速通過所謂促轉條例。雖然各方對此有不同評論，但是，依目前綠營的勢頭，促轉條例很快就會化為實際行動。看看教育部長的言詞就可知一二。只是，它是否真在促進社會正義，我是悲觀看待。

我曾經在課堂上問過學生，是否贊成人本教育，多數學生表示贊成；再問什麼是人本教育，卻沒有人願意回答，恐怕他們中沒幾個人能給予人本教育適切定義。同樣地，我相信，在主張或贊成促轉條例的人當中，也沒幾個人能定義甚麼是正義。

當我們要求實現正義的時候，首先應該確定甚麼是正義。如果不知道什麼是正義，卻要求實現正義，這很可能會出現緣木求魚的荒謬事態。

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兩個正義原則：「自由原則」和「差別原則」。自由原則是說：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權利去最大化對等且基本的自由（例如政治自由、言論自由、集社自由等）。差別原則主要是處理物質、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涉及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將以下列的原則來安排：（ａ）對處於最不利的地位的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ｂ）參與職位與工作的機會對所有人都是對等及開放的。羅爾斯是否解決了正義議題呢？顯然不是，正義是個亙古難解的問題。

另一位自由主義哲學家哈特(Herbert Hart)批評羅爾斯的理論，指出"最大之平等的自由原則"的致命傷在於自由本身的不確定性。判斷最大之自由，並非如羅爾斯所想是獨立於任何立場，反之，判斷有賴於如何評估不同的自由所要保護的利益的相對重要性。要肯認最大之自由，無法價值中立，而是隨著對人類利益的不同觀點而改變。

羅爾斯似乎以為，人的理性能讓我們知道甚麼是最大的自由。其實不然。我們可能以為知道，但是，那未必出於普遍理性，而是我們的主觀思維。

問題可能不僅是無法基於價值中立來判斷最大自由，而可能進一步涉及：自由原則真是正義的最關鍵要素嗎？非自由主義思想家顯然就會有不同的正義定義。

總之，在現實裡，我們主觀以為的正義，是否客觀上符合正義，很難判斷。也許根本就沒有"客觀的正義"這回事。正義是什麼，迄今仍難有普遍共識。

長期以來，西方人對於非西方族群普遍抱持負面評價態度，包括後者的行動是否符合正義原則在內。但是，這個評價究竟是否夠客觀、公允，難以確定。一次大戰後的凡爾賽合約，就充分凸顯出英美法等最為西方典範的所謂先進國家，其實骨子理是多麼自私、貪婪、自我中心。他們能公允評價非西方社會嗎？

幾十年前，美國拍了許多西部片，片中，印地安人一般是代表著野蠻、不正義的一方，所以，當看到白人英勇"戰勝"印地安人時，觀眾們也紛紛跟著歡呼。但是，從另一個觀點看去，又好像是武力長居優勢的白人在屠殺美洲原住民，並奪取它們的土地、資源。究竟誰才是正義的一方？

誰知道正義何在呢？即使有許多人深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這種深信有足夠的憑據嗎？

如果我們完全接受舊約聖經所要傳達的正義立場，那麼摩西應該是代表正義的一方。但是，聖經也明確記載，當摩西上到西奈山領受十誡法版的期間，一些猶太人已經叛離摩西。要等摩西回來，以武力殺戮三千人，才能迫使猶太人再回到摩西的正義軌道上。也就是說，對那些被屠殺的人來說，可能並不認為摩西所帶領的方向是符合正義的。他們可能寧願崇拜金牛，而不要信仰耶和華。對他們來說，金牛才代表正義。誰說摩西的信仰才是正義呢？

聖經的立場是明確的，我們甚至在閱讀聖經以前就已經知道摩西是代表正義的一方，或者說是與上帝站在同一邊的人。但是，如果沒有聖經的明確立場作為支撐，人們又如何知道何者代表正義？

據說，林肯與官員們一起討論內戰議題，官員們強調上帝是站在他們一方的。但是林肯卻說，我只希望我是站在上帝這一邊的。但是，我們又怎麼知道我們是否站在上帝這一邊呢？如果上帝無言，我們只能自己告訴自己答案，我們的直覺會怎麼引導我們？會當然引導向上帝之道嗎？那麼，為什麼摩西的（部分）子民還會去崇拜金牛並因此遭到擊殺呢？

我們的直覺能引導我們走向正義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我們的直覺足以引導我們走向正義，許多國家應該不是現在這種悲慘的模樣。

要走向正義，我們必須要伸張理性思考與理性溝通。直覺是不夠的。嚴格說來，理性也是不夠的。我們並沒有獲得保證可與正義同在。但是，理性是我們最大的支撐。我們只能將理性做最大、最深的發揮，而不是因為信賴理性天賦，就憑直覺信賴自己已經足夠理性，或者，信賴自己所認為應然的正義判斷。

我們連甚麼是正義的抽象定義都還難決，要提出具體操作定義，更是沒轍。然則，我們為甚麼就能訂立所謂促進轉型正義的相關法律？

蔡英文聲稱，"許多長輩和家屬，一生都在等這一刻"。嚴格來說，這句話語意並不明確。所說的長輩是誰?他們所等待的，是"促轉條例"嗎？還是平反冤屈？又，什麼樣才算是平反？他們真(都)冤屈嗎？

我們不時會在媒體上看到，受到判決有罪的一方，高喊冤枉，或司法不公，他們的呼聲代表正義嗎？阿扁說他的入獄是受政治迫害，是嗎？

當然冤屈很可能確實存在，只是難以判別。這種難以判別，又不完全是事實認定上的困難，而可能還涉及觀點。三月學運中那些佔領立院、行政院的行動，是否犯罪？是否該受懲罰？又，之前那些辱罵馬英九前總統(在其總統任內)的言詞或行動，是否有罪，是否應該受懲罰，在不同觀點下，答案顯然可能有異。然則，何者合乎正義？

對當前的促轉條例，支持者似乎比較強調條文中檔案資料的公開原則。對這部分，我沒有多少異議(對某些資料，保密原則仍然有需要，但是可更明確做出限定，避免成為特權的保護傘)。但是，反對者或質疑者很少是針對資料公開原則，而比較是針對其他。說穿了，促轉條例是衝著兩蔣與前期的國民黨而來。嚴格說來，這已經扭曲了正義原則。正義原則如果是針對於誰與誰的恩怨，那恐怕就談不上是正義。

原民立委高金素梅批評促轉條例切割，不是在追求原民的正義原則。我認為她的論述合理。但是，明顯可見，她的說法不會被重視，因為實力差距。她代表的只是少數意見。

但是，"許多長輩和家屬，一生都在等這一刻"中的那"許多"又真的是多數嗎？就算是多數，就算他們真覺得委屈，要如何平反才符合正義？其中，像是謝雪紅一路的人(也就是親共產黨的一群)，又要如何平反？有沒有一些親日的日軍退伍者，要如何平反？他們並不是完全相同的一群人，正義原則的適用也並不相同。不是嗎？

再說老蔣。被一些人認為他是二二八的元兇、罪魁。轉型正義應該要怎麼處理？去蔣化顯然是促轉的重要意圖，但是，那確實是符合正義原則嗎？

如果有人主張，老蔣於台灣有大功，使台灣免於淪共、免於文革之禍，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嗎？或者，那是不必在正義獎懲大旗下一併討論的部分嗎？

促轉，究竟是一部分台灣人的恩怨情仇的發洩行動，還是使台灣朝向正義社會的道路邁進？它將使台灣社會更趨和諧，還是更分裂？

且讓我們大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