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美兩年，許許多多的Culture Shock都不斷刺激我去反思自己生長的社會。其中讓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兩個社會在「自己參與公共事務」以及「看待他人參與公共事務」（這個"他人"包括自己的親朋好友及不認識的陌生人）的差別。

對於美國人來說，「公共」跟「私人」的概念是非常清楚，而且不能混淆的。就像上個月去美國大煙山國家公園參觀，兩件事就引起我非常深的感觸。

首先在入園的遊客中心書架上擺滿了園區的各種歷史與動植物簡介，書架上有一行提示，「折頁自行取閱每份美金1元，請自行投入下面的現金箱。」沒有工作人員監視，沒有販賣機要你先投錢再拿東西，完全看遊客自己的良心，但是我看到每個索取的美國遊客都會乖乖的丟錢後再拿取，而且只拿一份不會多拿。

後來開車逛園區時，因為園區太大，很多地方都像進入原始荒野一樣渺無人跡，只有靠著偶爾出現的國家公園指標證明我們還在園內。一路上我就看到有些樹幹上掛著捐款箱，寫著「國家公園需要你的幫助來延續」，我看著就跟妻子打趣著說，捐款箱放在門口都不見有人要捐了，何況放在這種荒郊野外的樹林裡。但說時遲那時快，前面一部車竟然刻意開去那沒有鋪面的小徑，只是為了下來把鈔票投進捐款箱裡。

這只是兩件小事，但卻深深震撼了我。為什麼美國人要乖乖付錢並且不會濫拿折頁？為什麼美國人要主動捐款而不是等別人捐款？為什麼美國人願意去為「公共的事務」付出而不是光只想享受「別人為公共事務的付出」？

思緒拉回昨晚跟母親大人的例行視迅，不知道怎麼聊的，聊著聊著就為了國內的政治母子兩人開始激烈的抬起槓來。母親認為國內面臨的種種問題是現任總統倒楣剛好碰上了，需要大家多給他支持跟鼓勵，我則認為那是執政者無能跟朝野政客的惡搞所致。母親說不過我，忽然冒出一句，「為什麼你們這些留美的高知識份子沒有把好的帶回來為國家社會作些有益的事，回來從政之後反而都搞些壞的？」

這是個好問題，反將了我一軍。於是我好奇的問我媽一個問題：「那我回國之後去選立委立法改革政府跟公務員好不好？」

老媽馬上激烈反對，「留學回來幹麻藥去搞那麼可怕的政治啊。」

我再問，「那我回國後去考高普考當個安穩的公務員好不好？」

她馬上贊成說「當然好。」

我問她說，「那你不是自相矛盾嗎，希望留美回來的可以為國家社會做點事，但又不希望你兒子去從政？」

她說：「你當公務員一樣可以聯合其他公務員做改革啊。」

我說：「可是你剛才不是在罵那些公務員都只會打混摸魚抗拒改革，怎麼會期待我當了公務員可以改革？」

她無語了。

其實我知道我媽的意思，她希望別人去從政去推對改革，但是對於自己兒子還是希望他要找個安定有好薪水的工作，不要參與高風險的公共事務。雖然這是出自一個母親的愛心，但這正是台灣社會無法走出目前困境的主因，大家都太重視「小我」，重視「個人利益」的追求，認為「公共利益是為了滿足私人利益」而存在。於是我們鼓勵子女鼓勵年輕人去當軍公教，目的不是服務社會或改造社會，而是為了安穩的工作跟較高的待遇及福利。但是我們可以反思，出於這種動機的年輕公務員會懷抱貢獻社會的熱情？會懷抱改革進步的理想？會勇於反抗他們面臨組織內的舊權威而毫不皺眉？會不吝犧牲好不容易到手的考試資格跟福利待遇而為理念奮戰到底？

答案當然是不可能的。

拉到另外一次的對談，跟同學聊到一位師長參政的問題。老同學激動的反對師長從政，認為好好的教授不當，為什麼要犧牲自己的名譽跟工作去淌政治渾水？

我好奇的反問，你不是一直都在罵為什麼台灣只能讓一些垃圾政客把持？

他說，是阿。

我說，那如果沒有好人出來從政，政治不是永遠被那些政客把持？

他說：「你說的沒錯，但是老師沒有必要為了這個從政，反正還有別人。」

我說：「如果人人都這樣想，那還有誰會出來？」

他無言了。

所以，台灣如果要改變，首先就應該要拋棄這種「反正有別人」的觀念。如果你不滿，你應該像美國遊客主動捐款一樣，主動參與公共事務。而且這種參與也包含了對你身邊乃至不認識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支持，而不是希望別人去犧牲去推動改革，但只希望自己跟自己的親朋好友去享受別人犧牲的成果，這種自私自利的思維將永遠讓台灣沒有徹底改變的可能。個人的力量雖然小，個人能做的也許有限，或許我們只能花個幾千認購白海豚濕地搶救的股票，或許我們只能在別人參與時當個鼓掌的觀眾，但是「表達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跟實際支持他人參與公共事務」才會真正改變目前台灣被少數宰制的困境，希望與閱讀此篇文章的格友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