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NZ 工作時雇主有提供免費心理諮商，我因而經歷了難忘的諮商經驗；會尋求諮商也和一段珍貴的友情有關，特別在此記錄事件的前因後果）

回想起來那是 2014 – 15 年的事了。2013 年 8 月，我任職機構最好的朋友，同事 P，因為種種因素接到不續聘通知（部分是 Politics 的原因，他得罪了商學院的副院長、、、）。朋友 P 接著搬回老家附近；一方面該城市物價不像 AKL 那麼高，一方面他要另找工作，有親朋好友介紹，可能比較容易。

同事 P 搬走後，音訊漸稀。我的另一個好朋友同事 D，則是因為離家出走另組家庭，過度思念孩子而常發生 mental breakdown 只好留職停薪半年。原本我工作上遇到問題會向 P 請教，生活/教養上有疑問會跟 D 討論，兩個朋友竟然同時從我向來仰賴的 social network 消失，我心裡的寂寞難受可想而知。

說起來我原本煩心的事就不少。工作上，被 academic head 要求讓出教了三年的課給系上新聘的老師（是 academic head 的指導學生）來教；家庭方面和先生感情到達冰點，我一直想離開他；在台灣父母親的健康情形總讓我牽腸掛肚；至於在 NZ 的兩個孩子都還是 teenage 後期，雖然頗體諒馬麻工作辛苦，他們偶而叛逆一下，我就會覺得、、、I can’t take it anymore.

2014 年 10 月左右，我接到朋友 P 弟弟的電話，請求我和 P 談一談，看能不能說服他去就醫。稍微聊了之後，我才知道朋友 P 告知家人是他主動辭職，但之後找工作不順利，又不願接受失業補助。P 的弟弟說，他似乎不太進食，家人非常擔心。

我知道朋友 P 很信任我，也希望能試著開導他，也算是回報他在工作上一直幫助我的盛情。於是我搭長途公車轉計程車，到同事 P 的租屋處探望他。當時同事 P 的情況比家人說得還糟，不但掉了一半的體重，還告訴我一些奇怪的事，包括 wifi 造成他嚴重失眠和耳鳴等，導致他無法使用 Internet 和朋友維繫聯絡。

朋友 P 又說，家人曾說服他去就醫，他覺得事情不對勁，於是設法離開醫院。P 還得意地告訴我，他「認為」醫生打點滴時趁機在他手臂植入晶片，幸好被他取出（他指著手腕上包著的一圈紗布，我大概能猜到發生了什麼事）。

後來和朋友 P 的弟弟討論，他說他和家人希望我能勸 P 去就醫。即使我深知 P 的個性，可說是「寧死」不願就醫，在 P 的弟弟堅持下，我只好答應去詢問 counsellor, 看我能替他做什麼。

（NZ 的法令是，如果你覺得親人好友 mental health 有大問題，甚至到了有傷人或自傷的傾向，可以強制這位親人好友就醫、、、可我不是朋友 P 的 next of kin，依法輪不到我來舉報。）

（而且當時，眼見朋友 P deterioration 狀況的衝擊，加上來自朋友 P 弟弟的勸說壓力，讓我覺得自己若不去 counselling，馬上就要輪到我 mental breakdown 了吧、、、）

和 counsellor 談過後，果不其然，她覺得我應該盡力勸朋友 P 就醫，也提醒我因為 P 似乎有幻聽的徵狀，我在勸他時一定要有第三人在場，以免自身發生危險。

我再度探訪 P 時，請他弟弟陪同，似乎讓 P 起了戒心。在我們不斷的勸說後，P 終於說願意就醫，可是條件是我（當時學校正在放暑假）暫時搬到他居住的城市，因為親人朋友中，他只信任我。

我說，可是我的孩子們在 AKL，怎麼可能搬到另一個城市！當時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P 的弟弟也很不高興，事後埋怨我為何不假裝答應 P，讓他就醫，之後一切都好說。

（後來回想，我判斷 P 並未喪失神智是有根據的。聰明如他，知道我不願意離孩子太遠；瞭解我如他，也清楚我的個性也不會裝假哄騙他、、、）

那次事件後我和朋友 P 的弟弟斷了聯絡。我後來也持續去 counselling 數次（任職學校每學期提供三次免費 counselling sessions，對我來說已經足夠）。我和朋友 P 則是偶爾 texted with each other。直到 2015 年我回台灣不再使用 NZ 手機後，我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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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想是，西方國家 going counselling 是很平常的事，不過 counsellor 的建議（就像投資顧問的建議一樣）只能當作參考。回想起來，若不是我深受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在那樣的壓力下真不知道該怎樣做決策、、、

舉例來說，當時一方面 counsellor 想知道朋友 P 的姓名和地址等，說是她可以幫忙聯絡將 P 送醫；P 的弟弟也一直施壓，要我哄騙朋友 P 去就醫。但我知道 P 的個性相當剛烈，如果再度強迫他去醫院，他只會想辦法逃跑甚至自殘。當時我想到這些人中「親疏遠近」的分別，於是決定尊重朋友 P 的意願，至少以他好友的立場，我決定不哄騙朋友 P 去就醫。

除了朋友 P 的事件以外，因為我的 counsellor 是日裔移民第二代，她相當瞭解我的文化/想法，和她談話讓我心情輕鬆不少（其實我有不少亞裔朋友，但通常我跟他/她們說心事，他/她們不但會給很多建議，有時還強迫我要執行；而且最怕的是他/她們不能夠保密、、、）。

兩個孩子在 NZ 待了超過十年，也學會善用 counselling 的資源（還包括 career counselling）。由於我沒有一直陪伴在孩子身邊，有時我給的建議，孩子不一定接受；其實他們都是成人了，我的態度也就隨緣 ─ 他們若問我意見，當然 very grateful, 至於他們 take it or not, beyond my control.

我也發現，若是恰好我的想法和 counsellor 類似，孩子多半傾向接受「我們」的意見。有時聽他們說起 counsellor 的建議多麼睿智，我不禁抿嘴而笑、、、心想我不是給過類似的建議嗎？他們稱讚 counsellor 就等於稱讚我呢，不客氣啦，自家人幹嘛那麼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