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影於2014.7.16)

好久沒有看到這樣一部可以讓我在安靜中尋覓、思索並走入內心深處的台灣電影了。

導演錢翔曾是《藍色大門》、《20 30 40》以及《總鋪師》等電影的攝影師，此次初執導筒挑戰電影劇情長片，不僅毫無生澀感，更展現其熟稔的攝影技巧和豐厚的電影語言，影片本身所傳達的意念亦充滿哲思。

從進入影片的第一分鐘起，我心底便難以抑制地湧入一股興奮感。這份又驚又喜的心情來自於那些鏡頭下底下精心鋪排的框框，象徵生命困境的種種意象，人物層層漸進的心境變化，以及聲響釋放的內心風暴等等。我看到一個作者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真實與誠懇地，不虛掩與造作地，以鏡頭、以聲音述說故事。

導演說，其實人有性別之分的時期只在15歲到50歲，在此之前或之後，男女的類同度都是很高的。於是當女主角玲子拖著靜止的軀體，開始疲憊而匱乏、一成不變地走到這樣一個美妙生命歷程的尾聲，開始遺忘曾經年輕、靈動與美麗的自己，她突然清醒過來，突然想要衝破和改變。這是中文片名的涵義。然而電影的英文片名卻簡單直觀的只有「Exit」一個單字。於是就在電影片名在螢幕上顯現的當下，我直覺記住了「出口」這兩個字。在我心中，這就如同電影的副標一般。而電影在前幾分鐘其實即點出了「出口」這個命題：女兒使勁拉門鎖，卻不得其門而出，玲子慌張打電話，門卻又突然撞開了。於是「門」成為電影中最強烈的意象，也是這扇門，讓玲子在片尾積澱出最後的爆發。電影中段，其實我還看到了另一個「門」的存在。當玲子穿上自己裁縫的新衣和高跟舞鞋，雀躍地登上公車，準備跨出跳舞的第一步時，車窗上隱隱投射出「緊急出口」的字樣。也許這只是無心的入鏡，然而結合後面玲子意外發現女兒和男友偷偷約會時的衝擊，這樣的鏡頭便似乎預先暗示著這份欣喜的稍縱即逝，畢竟它還只是「緊急出口」而已，如此意外深長。

導演充滿創意與想法的鏡頭語言首先展現在視角的選擇上。電影中，鏡頭常常是從另一棟樓的頂層觀望著曬衣的玲子；從另一棟公寓，觀望她家的門戶；從櫃子的隙縫，從床沿的間隙，甚至從桌底、床底，窺視著她。鏡頭始終保持著旁觀者的距離感，冷靜的，客觀的，不介入的，甚至當攝影機的擺設是推至門外時，導演也總會在左邊的畫框留下一點門的遮蔽，讓觀眾清楚認識到自己身處的位置。因為觀影前曾在影展報中看到導演有意將人物侷限在框框內的想法，於是我也在觀影過程中開始有意識地找尋這些框框。我發現以上提及的視角，除了使觀眾與主角之間保持觀看的距離外，更在主角周圍，構築起了一個個方形的框，甚至當玲子坐在擁擠的公車上，左邊一位進入夢鄉，頭側歪著的乘客，和右邊面朝著她扶著座椅站立著的男子，也將她侷限在了壓抑的有限空間內。

原先，我預想電影著力描繪的中年危機，即是心中難抑的情慾。於是無論是從對片頭玲子滿身大汗的躁熱的解讀開始，還是看到玲子翻開裁縫機時，從內部零件上滴漏的水珠，我都覺得飽富情慾的指涉。繼而當玲子貼著家中牆面試圖聽著隔壁的聲響時，即使我其實聽不太清楚那究竟是什麼聲音，也理所當然地將其聯想為性愛。但其實，或許根本沒有聲音，一切只是源自心底的不安。然而，當片中的男女主角真正開始有了實際碰觸，玲子為躺在病床上哀號著的張士鈞輕輕擦拭身體時，我所感受到的卻不是慾望的釋放，而是兩個相惜相憐的孤獨靈魂，緊握著雙手。於是我開始認識到，這樣一個「中年危機」的大命題，遠不僅僅是尋求生理上的慾望出口而已，它也是一種渴望陪伴、渴望撫慰、渴望孤獨的自樂的情感需要。這樣的擦拭亦賦予了「毛巾」不一樣的象徵意義。當玲子彷彿同時被丈夫和女兒遺棄在生活的深淵時，她無言地輕輕撫摸著那條毛巾。沒有任何實際的人出現，然而女主角卻因為這樣間接的關係而獲得心靈上的暫時慰藉，實在是太有張力的場景了。

我喜歡導演對於「生命困境」的細膩編織。從影片伊始「打不開的門」，到玲子在工廠工作時「壞了的裁縫機」、「流不出水的水龍頭」，以至家中「脫落的牆紙」，我們看到玲子不斷遊走於「毀壞」與「修補」之間，走不出來。而導演也精準地抓住「高跟鞋」的意象象徵玲子內心潛藏著的對情感的幸福想像。一個對照鏡頭將這種「年輕」與「中年」的對比烘托的淋漓盡致：玲子推著失業後帶回的裁縫機艱難地爬著上坡，一旁的女學生們則充滿活力地打著籃球。

既名為「奏鳴曲」，聲音自然是電影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並起到關鍵作用。我尤其震撼於導演以巨大聲響消融並釋放主角內心情緒的那股力量。當玲子面對工廠關閉的失業危機時，她沒有放聲啼哭，而是回到家，默默啟動那台裁縫機，登時巨大的噪音溢滿了畫框，像是嘶吼一般宣洩出主角內心的抑鬱與無所適從；而當玲子猶疑於是否要繼續進行與張士鈞的那場儀式時，她獨自走在人行道上，一旁疾駛而過一輛火車，巨大聲響再一次充滿感官。電影以聲音釋放出玲子掙扎與糾結，混雜著同情、相惜、慾望的內心風暴；聲音不僅源於機械，更可能來自於人力，像是張士鈞在終於摘下眼罩後，卻迷失與徬徨，無從尋得那雙曾給與他溫暖的手，於是他開始敲擊床沿，那安靜中躍出的衝擊聲，飽含絕望。

電影感染我的，還有當中關於「真實」的辯證。當電影開頭鏡頭來到那間玲子的小公寓時，我內心迸出的第一個想法是：「對了。」屋子小而雜亂，東西堆疊在櫃子上，還有一台總是開著的電視機。這樣的家，足夠真實。誠如導演所言，語言是容易說謊的媒介，往往是不真誠的溝通，然後身體的行為與接觸卻是真實的。於是在電影中對白只有寥寥數句，但演員肢體的每一寸動靜、每一個眼神，卻都傳遞著情感訊息。而電影最後，玲子以肉身撞開那扇打不開的門的場景，其實實際拍攝時就連演員自己也不知道那扇門何時會被打開，因為不能預期，所以一切變得真實，人身體力量的那份改變，也是實實在在的。陳湘琪在飾演玲子的過程中，將過去自己的生命經驗也投注到了角色中，所以在電影的最後，陳湘琪幾乎是以生命在撞擊著那扇門；東明相是聽障人士，在摘下助聽器，戴上眼罩後，他所面對的是反覆回憶過去的創傷，並將那些情緒轉化為聲音。這些對演員而言近乎殘忍的演出，不仰賴技巧的施與，卻是出於情感上的認同與共鳴，故事某種程度上都碰觸到了他們的柔軟內心，並要求他們直面那些脆弱，然後真實地攤露在觀眾面前。只不過，像是「資生堂」、「高雄牛乳大王」的廣告置入，雖然不影響電影整體氛圍，某種程度上也是支撐電影工業資金的妥協，但「刻意的置入」卻似乎也干擾到了這份真實性。

通觀整部片，電影開頭，夏日早晨，一架電風扇呼呼地吹著，一旁是躺在床上流著汗的玲子。這個場景讓我直覺想到在《三峽好人》中，女主角趙濤向賈樟柯導演建議，以電扇將潮濕悶熱的四川和女主角考慮分手時內心的躁動不安表現出來。其實我還未看過《三峽好人》，然而從賈導的電影手記中讀來的這段話，卻在我心中不覺扎了根，甚至自己勾勒出一個畫面來。妙的是，這個畫面就這樣出現在了《迴光奏鳴曲》的開端。即使表達的心境不盡相同，但是那份平靜下的躁動感，透過浮動地鏡頭，我確實感受到了。而電影結尾，玲子將衛生棉摺疊起來擦拭桌面，並將它扔入垃圾桶的動作，則讓我想到本屆電影節也有播映的《去她的第二春》(Gloria)：電影中仍懷著一顆年輕的心的中年女人葛羅麗在片尾回歸自我、自在舞蹈的形象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迴光奏鳴曲》不是《去她的第二春》，如果說後者是野性奔放的，那麼前者便是細膩而內斂的，在《去》中是一個對自己的情感慾望有明確自覺的中年女人，她所徬徨的是她無法在這樣的中年情感中找到一份安定感，甚至在涉足其中時迷失了自我，然而《迴》卻像是在說著更前面一點的故事，玲子其實對於自己中年危機的認識是緩慢而漸進的，甚至不僅僅止於情感慾望，而更宏觀的在於生活的停滯與瓶頸。於是《迴》的片尾不能像《去》一般的奔放與帥氣，就在玲子拎著垃圾要走出家門時，她所面對的是一扇打不開的門，而她，需要先打開它。

電影中主要場景雖來回於「醫院」與「家」中間，然而在這無數次的往返中，故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極富層次的。玲子從為別人縫織衣服到決心做一套送給自己的衣服，體現了她心境上的細微變化；而在她下定決心為張士鈞擦拭身體前，也是幾經徘徊、猶豫。當終於付諸實踐後，她欣喜地去買毛巾，我們甚至還能看到她在公車上久違的笑容；電影後段，她駐足在斑馬線上，最終回到醫院，戴上口罩，來到已經摘下眼罩的張士鈞的床邊，將口罩戴到他的眼睛上，然後重複著只屬於他們的儀式。每一個鏡頭，都像是下一個行為的醞釀。

伴隨著舞曲一般的配樂，電影中有太多可以解讀的東西。我尤其鍾愛這樣一部，你可以靜靜地看，卻回味出許多的電影，而其中流淌的情感，相信放諸四海，皆具有普世性。

《迴光奏鳴曲》可以成為一部經典，是我心底的聲音。

《迴光奏鳴曲》將於2014/10/03在台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