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網友「Alex」表示，台灣目前仍是重男輕女的父權思想，只是表現得沒有以前那麼明顯，頂多只有思想日本化的老人，或者知識水平不高的人，才會大剌剌地表現出這種特質。就我個人的觀察，其實也有部分的媒體，在採訪女性公眾人物的時候，在處理女性公眾人物之新聞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實踐」它。 

另外，該網友所舉出的事件─雷倩遭李敖公開羞辱，以及李敖對台灣社會價值─父權思想─的策略性運用，令我覺得相當諷刺。可不是嗎？雖然和以前比較起來，台灣的性別不平等已經有所減緩，也有不少女主管、女軍官、女經理人的出現，但是，像李敖羞辱雷倩所用的字眼─「婚外情」或「第三者」，卻依然產生很大的效果，且真正猛烈批評他的人並不多，可見台灣的父權思想並未消失。 

但在我看來，以下這四起事件，也牽涉到父權思想的「隱性存在」：(1)夏禕機場事件；(2)丁國琳婚變；(3)某女教師遭騙婚；(4)蔡佳虹的王又曾事件。其中，夏禕機場事件和那位女教師遭騙婚的事件，是比較單純的，所牽涉的無非是以下兩點：(1)兩性互動之地位的不對等；(2)父權支配機制的運作。而丁國琳和蔡佳虹的事件，還牽涉到社會階級或階層，甚至社會地位的差異，相對地複雜許多。 

關於「兩性互動之地位的不對等」，我想，就有勞兩性專家們來作解析罷(譬如江映瑤、張小嫻，或是【琇媛大牌】的那兩位固定來賓)。然而，父權支配機制的運作，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是台灣社會權力運作的一環，而且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現在扁政府的運作，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以這樣的思想來進行。不過我總覺得，台灣父權思想運作模式的社會變遷，似乎是這樣的過程：外顯→內隱。 

雖然，可以看見的壓迫已經寥寥無幾，但是，這並不代表，那些不可見的制約也消失殆盡，相反地，後者可能取前者而代之。在勞動市場方面，最著名的就是【玻璃天花板理論】；在社會空間方面，主要是住宅空間、公共空間、社交場合對女性不利的或令女性困擾的設計；而在公眾人物方面，就如同這四起事件所呈現的：被形容得較不堪的，多半是女方；被批判得較難聽的，多半是女方。 

關於夏禕的機場事件，最主要的問題是，上海跟台灣對女性的態度有顯著的差別，比起上海而言，台灣的社會價值及其「代言者」─媒體、輿論，還是比較偏愛具有「傳統美德」(溫柔、賢淑、端莊、順從男性)的女性；至於那位遭騙婚的女教師，我認為是涉及這件事：女性對男性忠誠天經地義，男性對女性忠誠值得表揚。反過來講就是：女性背離男性天打雷劈，男性背離女性雷大雨小。 

在台灣，若女性「膽敢」搞婚外情，就會被社會公幹(譬如「淫婦」這個字眼)，而男性搞婚外情，可能就不會有事，這樣的一種差別，其實體現了這種現象：在台灣社會中，女性依舊可能，被認為是次一等的，是應該順從的，不要有太多主見。而丁國琳的婚變，後來我還聽到媒體用「男方『防範』丁國琳『大鬧』婚宴」之類的用語，同夏禕機場事件一般，女方都被媒體形容得有些不堪入耳。 

而蔡佳虹的王又曾事件，是這幾起事件當中，父權機制運作得最「完美」、「巧妙」的一起。本來，蔡佳虹激烈地控訴王又曾的「魔鬼惡行」，說認識王又曾是一生最大的恥辱，當時，蔡詩萍還藉這則新聞，來告誡夢想嫁入豪門的年輕女性，可是過了幾天，蔡佳虹的態度突然如翻書般地大轉變。我想，除了蔡小姐說出來的理由外，可能這當中，也有父權支配機制的運作，要求她做出這種改變。 

由這些例子看來，真的就如同那位網友主張的，現在台灣父權支配機制的運作，已經變得比以前「隱匿」而「奸巧」許多，甚至，可能連女性主義者或婦運團體都感覺不到它，尤其，若男方又是像丁國琳和蔡佳虹這兩個例子一般，有雄厚的「資本」(社會的、經濟的、象徵的)，那這父權運作對女方就會更有支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