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ube頻道【游庭皓的財經皓角】在【2024全台黑子化 中產全消失?】這支影片，對於臺灣近幾十年來的社會變遷，提出了黑子化這樣的一個形容詞，引起了一些人的討論，包括YouTube節目【老Z調查線】的主持人。

照游庭皓的說法，臺灣黑子化的意思，是說臺灣社會近幾十年來8+9的人口比例有增加趨勢，而依照這個群體目前在臺灣的社會形象，我覺得，此趨勢用流氓化或鱸鰻(閩南語)化會更加貼切，而此趨勢的形成，經查亦可追溯至李登輝時代。

臺灣在蔣介石、蔣經國總統時期，犯罪的刑責普遍皆重，例如販毒、聚眾鬥毆等，刑責都比現在重得多，尤其販毒可以判死刑。

爾後，到了李登輝在「催臺青」政策下繼任中華民國總統及中國國民黨主席以後，因內部有中國國民黨黨內主流與非主流（後造成國民黨分裂成新黨、親民黨等政黨）之二月政爭，外部又因甫解除戒嚴而開放黨禁，地方出現有黑道背景的人士開始參選各級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使得「黑金政治」以及「台灣地方派系」迅速在當時政壇發展成形。

臺灣解除戒嚴之後，不少黑道背景的人士開始「漂白」以謀求「保護傘」（議員於會期中，非經決議免受拘捕之特權），利用在地方的強大財力當選，在任時，利用職位為自己「護航」，造成當時臺灣政治混亂，最受矚目者如涉及多起議會暴力與議會外相關案件的無黨籍立法委員羅福助(與楊登魁、吳桐潭同等級的天道盟大佬)。

而李登輝和被他重用的一些政治人物，皆被認為對上述亂象有不能推卸的責任，李登輝本人也因而被冠上黑金教父、黑金之父的封號，香港電影【古惑仔2猛龍過江】、【黑金】均有描述此一亂象，而此一亂象也一直持續至今，成了嚴峻的社會問題，至今仍有一些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具有黑道背景或犯罪前科，最經典的一個例子，就是有殺人前科的劉北元，擔任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委員。

上述從李登輝時代開始遍地開花、甚囂塵上的黑金政治亂象，幾十年來不時均可在新聞媒體上看到相關人物或事件的報導，甚或宣揚、美化，抑或者地方上也會有一些相關的訊息在口耳相傳著，這或多或少也都會降低臺灣民眾，包括兒童、青少年在內的守法動機，產生反教育的不良示範。

再加上民主進步黨竄起到進入中央政府成為執政黨以後，為了鞏固自身政權、為了臺獨大夢，不顧兩岸實力差距一意孤行對抗中國，進而為了討好歐洲聯盟會員國，還有為了討好聯合國而迎合其兩公約，為了自身的外交、政治利益而不斷地讓臺灣犯罪的刑責減輕，特別是行之有年的放寬不執行死刑之條件，以及近日大法官釋憲限縮死刑空間，在在使得臺灣民眾偏差乃至犯罪行為的代價越來越小。

此一方面，影響尤其大的是高獲利、高報酬之犯罪行為，如販毒、詐騙之刑責的減輕，讓一些覺得臺灣社會客觀環境無法滿足其對金錢、財富之渴望的人就越會去搞販毒、詐騙，還有對臺灣黑道來說是權勢地位象徵的殺人或其他暴力犯罪，出於保障人權而減輕刑責，也會讓一些覺得臺灣社會正規管道無法滿足其對權勢地位之渴望的人，更有膽子去殺人或做其他的暴力犯罪。

還有，臺灣近幾十年來的教育改革，目前看來一是讓莘莘學子求學變得比以前要來得有壓力、要來得無所適從，二是讓老師對學生的管教動輒得咎，尤其人本教育基金會是每有老師管教學生必上媒體說三道四、抨擊老師，結果讓老師們變得不想管、不敢管，另外加上可能少子化造成部分家長寵小孩，也較會去告管教小孩的老師，過往就有老師管教遲到學生而被家長告，然後被法官判拘役的案例。

而這場教育改革行動中，除了老師管教小孩動輒得咎這點，還有就是為了民主進步黨為了自家的臺獨夢而大搞去中國化的臺獨教育、一味毀棄中華文化固有的倫理道德，讓青年學子們成了天然獨，而新建的社會規範，卻似乎就只有不得表態認同中國、不得主張跟中國和睦相處而已，這也是明顯地政治介入教育。

除此之外，近幾十年來蓬勃發展，影響力已超越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網際網路、社群媒體，也提供臺灣偏差行為者、犯罪者、小屁孩、8+9、流氓、混混、黑幫份子們發揮影響力的平台，而可能由於經濟不景氣、高工時，父母都須在外長時間工作賺錢，或者父母本身就缺乏親職責任感，便讓網際網路、社群媒體等充當子女的保母，久而久之，子女便會受到網際網路、社群媒體上偏差資訊的影響。

這當中，目前也有所謂滋事型網紅，游庭皓舉的例子包括晚安小雞、超哥，這類網紅的行為，就我所看到的報導，還有在大賣場、超市或餐飲店面惡搞，或者意圖呼朋引伴聚眾鬥毆，另外像館長陳之漢、四叉貓等人，我個人也是覺得均非好東西，均可能造成負面示範，但可能因為館長陳之漢很會見風轉舵(立場變來變去)、四叉貓政治立場正確，以致臺灣主流媒體很愛報導他們。

臺灣主流媒體如今為了生存，也會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尤其現在臺灣主流媒體立場大都偏民主進步黨，對該黨政治人物的偏差或犯罪行為，或者對於該黨有黑道背景或犯罪前科的政治人物均多所袒護，但是對其他政黨，尤其是中國國民黨就是趕盡殺絕、往死裡打，儼然就是雙重標準，這對於接觸到訊息的民眾，特別是兒童或青少年，都是不好的示範。

而從近年來一些社會案件的報導，也可發現犯事的不良少年，父母親或其他監護人、法定代理人，有部分也是明顯缺乏親職責任感，沒有行使好父親或母親的社會角色，甚至本身也同樣是犯罪者或偏差行為者，例如最近在內湖無照駕駛撞死3個人的未成年青少年，父親就明顯缺乏親職責任感，且本身也是8+9，到警局見兒子時，身邊還跟著數名小弟，顯見家庭教育失能，也會促生8+9。

當然，另外也有部分的社會案件，是說父母因為經濟因素，無法給子女良好的教育資源和環境，加上忙於賺錢討生活以致忽略子女的教育，導致子女變成偏差行為者或犯罪者，而這經濟因素，臺灣輿論則常衍生出M型社會，也就是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萎縮的社會問題之討論，但中央政府卻總是對此避而不談，而只以所得或財富漂亮的平均值數字來粉飾太平。

這貧富懸殊的M型社會跟犯罪或偏差行為之因果關係的探討，在社會學中算是衝突論視角，以此視角看，有些犯罪或偏差行為乃至群體、社群、團體或組織的形成，如近年來被熱議的8+9，部分也會是因為有些人覺得自己經濟地位(階級)向上流動的管道被截斷、機會被剝奪，現行社會制度或規範對其不公平，因而產生反社會人格，進而選擇走向偏差或犯罪之路。

而臺灣之所以形成M型社會，我覺得部分也跟政治有關，臺灣的政治人物為了政治獻金，常會在法案的推動、政策措施或行動方案的制定上，去偏袒臺灣的布爾喬亞階級，也就是那些屬於資產階級或資本家的財團企業大老闆們，而這些資產階級或資本家也常是臺灣新聞媒體的金主，或本身就有在搞新聞媒體，以至於另外還可以用第四權為其發聲，讓政策變得對他們有利。

可是這樣的政策法案，卻相對地卻對中產階級或下層、底層階級不利，讓社會貧富差距的問題雪上加霜。

總之，臺灣近幾十年來出現的黑子化現象，可能的成因不只一種，但我覺得最關鍵、最重要的，還是臺灣政壇的政治權謀對社會權力結構，還有治安、教育及經濟政策的左右，以及對新聞媒體報導內容的負面影響，且這樣的政治環境，我認為也是少子化的重要原因。